镜头回到2006年7月，当保尔森刚从华尔街来到华盛顿，担任一个并不受国会待见、行将换届的政府的财政部长之际，他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将面临什么。当时美国经济看起来一派欣欣向荣，股市刚刚创出历史高峰，美国GDP在第一季度上涨了接近5%——但事实上那是繁荣的最后尾声。从历史状况而言，现代资本市场每过4~8年就会有一次动荡，然而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就一直歌舞升平，人们并没有为一场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随着国内信贷泛滥以及杠杆提升，刚刚上任五周的保尔森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金融风暴正在临近，他对布什总统表示“我们无法预计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危机很快来临，不过远比保尔森预计得还要危险：2008年3月到9月之间，有8家美国大银行倒闭，其中9月就倒闭了6家;从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分布在10个国家的20多家欧洲银行都是在救援之下才免于倒闭，“在崩塌的保险公司巨头、奄奄一息的购物中心、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几乎破产的汽车公司之中，美国人民目睹着一个比一个软弱无力的机构、一个比一个步履蹒跚的机构”。保尔森早先的警惕性无疑值得嘉奖，但是和所有人一样，他并没有预计到即将来临的金融危机的规模，也没有预见到房地产领域所蕴藏的风险。
曾经一度，保尔森认为财政部长几乎是内阁中最好的工作，“这个角色涵盖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且美国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要么是经济性质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经济成分”——这意味着一旦危机来临，他当仁不让地成为救火队长;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的权力比普通百姓想象中要小得多：首先，财政部本身主要是个决策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负责向总统提出经济和金融事务方面的建议，刺激经济增长;其次，财政部的支出权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财政部长对货币监理署和储贷机构监督局这类监管单位的特定行为做出干涉;最后，尽管大萧条时期立法允许总统和财政部长动用紧急监管权，但仅限于联邦储备系统银行，并不能延伸到像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之类的机构，而恰是后者在今天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财政部长的力量来自何方?保尔森认为来自于总统所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号召力，以及他说服和影响其他内阁成员、独立监管者、国外财政官员和那些布雷顿森林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能力。而事实上，正是布什总统的信任(在这本回忆录里，布什的形象变得正面而高大)以及自己的高盛经历和在国际财经界积累的深厚人脉，为不擅政治的保尔森赢得不少授权，让他在拯救“两房”、出售贝尔斯登等案例中获得不少空间。饶是如此，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还是使得他没能有足够的授权去拯救雷曼，而雷曼的倒闭事后被认为是金融危机恶化的一大推动力，也使得保尔森等人备受指责。事实上，保尔森自辩对于雷曼死亡并非袖手旁观，他为了出售雷曼四处活动，从贝尔斯登消失到雷曼破产期间，他与雷曼董事长迪克·富尔德通话就接近50次。对于雷曼，实在并非见死不救，而是不能也。
作为财政部长，保尔森可谓处于完美风暴的中心。一方面经济状况险象环生，另一方面总统大选如火如荼，在非常情况之下，财政部很多看似“国有化”的拯救举措在自由市场理念主导的美国国会并不赢得政治加分，对自由市场的拥趸者还有民粹主义信徒的部分美国人很难交代，但是如果不这么做，金融危机又会“演变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灾难”。于是，保尔森常常一边发出玩金融还是玩政治的感叹，一边不得不穿梭于各类机构，与不同政见的议员甚至总统候选人周旋，在博弈与妥协之中争取支持，为女议长玩笑性质一跪即是例子。国人也可以将保尔森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看作民主决策的一次启蒙，更好地理解妥协与渐进，正如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所感叹：“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中国将来要为自己的金融变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我再也不想过那种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
“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早晨一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如此感叹。走下世界关注中心之后，保尔森花了一年时间来完成对金融危机的梳理与评注，台前幕后大事小事一一浮出水面，经典桥段陆续回放，情节之紧凑，八卦之新鲜，堪比一部好莱坞大片。
确实，处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现代金融危机中的财政部长并不容易。世界金融系统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也因此无比脆弱;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日渐重要，但是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却一直缺位乏力;一旦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蔓延，昔日被奉为偶像的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受到千夫所指，世界普遍将罪魁祸首归为美国，而这个阶段的美国财政部长，如同处于风暴的核心区域。
保尔森在华尔街打拼多年，久立潮头，并不是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也目睹过不少机构倒闭，甚至经历了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风波。但是他谈起这次危机仍旧心有余悸，由于复杂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应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的关系导致一旦资本市场出现问题，往往有可能演变成为全局性风险，而不像以往那样大多集中于单个金融机构。一旦形势逆转，基于信心交易的金融本质非常脆弱，“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他将这样的情形比作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
基于这样的原因，保尔森这个自由市场信徒在拯救之中往往采取了“一个都不能少”的策略，在面对从没经历过的危机之时，他只能从自己的市场直觉出发，果断地采取救助政策。如果不采取饱受争议的注资等政策，他认为金融危机会演变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灾难”，基于这个原因，从贝尔斯登、雷曼、“两房”乃至美国银行等机构，保尔森都积极奔走，努力寻找解决之道。比如为美国金融机构寻找国内外卖家，不惜下跪寻求议会以及总统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会从政府立场与纳税人利益考虑，寸土必争，比如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的报价区间他从来都是坚持下限。
2006年，保尔森出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这个被视为隐形民主党的共和党成员、环保支持者、基督教科学派教徒的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转折遭遇也颇为出人意料，保尔森甚至在自传中透露自己拒绝过出任财长，他的母亲也一度为他接受任命而沮丧。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曾经在第一时间建议他接受财政部长职位。当时，布什总统选择了作为华尔街精英代表的保尔森而不是以往他偏好的企业界巨头来出任其共和党任期内最后一站财长，引来外界不少揣测，最典型的莫如事后流转甚广的“阴谋论”，也就是美国是有计划地预谋发动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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