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在格林斯潘2006年离任时刻，那几乎是他个人声望的顶峰。当时美国经济一片向好，经历了两次衰退又复苏，股市经历了泡沫与崩盘，房地产以及华尔街都欣欣向荣，似乎没有输家，战争以及恐怖袭击都没能打败美国，人们都因赚到钱、买上房而心满意足。
也正因此，格林斯潘的连续加息使得经济软着陆的做法甚至暧昧不明的“双关”表达，似乎成为美国经济运转良好的重要基石与象征。人人都在谈论“格林斯潘效应”，市场追逐并信赖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他的公文包也成为财经媒体讨论的热点，《纽约时报》就曾盛赞“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格林斯潘是火车司机”。
格林斯潘不仅被誉为最成功的美联储主席，而且声望也不止步于美国。为了奖励他对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功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授予他荣誉爵士，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认为格林斯潘的成就证明了维持价格稳定的可行。至于格林斯潘本人，他退休之后名利双收，不仅可以以高额出场费四处演讲，还以超过800万美元的版税出版自传《动荡的时代》(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可惜天下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美联储主席离任交接往往伴随着市场动荡似乎也成为惯例，这代表了市场对于新任行长的测试吗?——从历史来看，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接任时在20世纪70年代末遭遇债市危机，而格林斯潘本人则在接任时遭遇20世纪80年代的股市危机，格林斯潘的继任者伯南克的麻烦则更大一些，之后的耶伦也面临前景未知的疲软经济。
后面的故事众所周知，伴随着多年放松管制以及过低利率，美国房地产泡沫最终酝酿成一场全局性危机，最终爆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声誉可谓跌至谷底，格林斯潘更是首当其冲，大众对于其态度也发生转变，“格林斯潘错了吗”、“格林斯潘的阴谋”之类的言论聒噪一时。格林斯潘本人也不得不出席听证会，他的著作也遭遇很多批判，2013年最新一部作品《动荡的世界》(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也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批判为拒绝为过失道歉，甚至称其为“全球最差央行行长”，从经济学专业到人品都被人诟病。
真是如此吗?首先，格林斯潘是共和党人，又受到安·兰德自由市场理念濡染，与民主党人克鲁格曼自然政见不合;其次，金融危机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次洗礼，作为注定进入历史的人物，格林斯潘无法回避自己的评价与遗产。
在上一本自传《动荡的时代》中，格林斯潘除了谈个人成长，更是大谈新世界的可能，他认为“9·11”事件之后的世界更加不可测，也值得探索，甚至预测了2030年的经济情况，基调可谓乐观。而在这本新书《动荡的世界》中，格林斯潘的态度恳切凝重很多，谈论要点也集中于对于经济系统的看法，对于他个人以及理念而言，显然金融危机的冲击要大过“9·11”事件。比较之下，《动荡的世界》其实比上一本自传学术得多，观念也有所转变。
如何避免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首先，经济人这一经典假设基于人的理性至上，人性中的非理性动力却被忽视。格林斯潘对于金融危机的反思也涉及对于经济学模型信念的动摇，承认动物精神在经济活动的强大驱动力，“所有投机泡沫在其膨胀期内都有着大致相似的轨迹和时间结构。泡沫的产生经常是由于人们越来越相信能实现稳定的长期生产率和产出增速，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水平”。
如果要解答这一问题，那么必须回归到人类本性，甚至对于理性人的原型提出质疑。格林斯潘指责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模型在经济学已经占据太久的统治地位，“我们喜欢把人的本性的驱动力界定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拟的。这个说法无疑很合理，但我们距离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却又差得很远，他们所设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长期利益思考主宰”。
未来出路何在呢?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家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直面人类日常思考依赖直觉更甚于理性推理的这一客观现实，也就是将日常人性引入经济分析，甚至取代纯粹理性驱动的经济模型，“危机促使我们去探寻将支配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办法”。
尽管如此，作为兰德门徒的格林斯潘，仍旧肯定理性的作用，“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于是我采用了‘倾向’(propensities)一词来较为正式地描述此类市场行为。自启蒙时期以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理性思维，随机的非理性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星球两个世纪以来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飞跃”。
其次，格林斯潘将对本轮危机的审视放在长时段之下来考察。他将本轮危机归结为地缘政治变化引发的长期利率走低，而利率的走低又直接导致住房等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本轮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证券化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有毒资产，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地缘政治事件最终导致长期利率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抵押贷款利率下降，这在稍后带来了全球性的住房价格上涨”。
作为抗击互联网泡沫的成功者，格林斯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或者1987年的股灾，没有像2008年的房地产危机那样引发经济雪崩?
他认为关键在于债务杠杆，而证券化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增加毫无疑问是那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回看2008年早期，在监管机构的帮助下，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而避免破产命运，这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先兆，而几个月后更大的雷曼兄弟倒闭则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对美国政府不救雷曼的批评迄今仍旧存在，但格林斯潘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贝尔斯登获救使雷曼兄弟自认“大而不能倒”的信念更加坚定，如果允许贝尔斯登破产，或许就可以避免后面更大的危机，“如果市场承受住了贝尔斯登破产的冲击，没有发生传染性破产，雷曼兄弟公司的风险紧张状况或许就不会引起更多注意，那就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逐渐降低自身的风险水平”。
最后，监管应该是大家对于格林斯潘论述最感兴趣的一点，毕竟这是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又曾是格林斯潘的本行。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理想的监管，或许要点就在于使得市场主体更多回归理性思维，但在现实操作之中则面临两难：监管层如果过于宽松，会鼓励市场主体冒险，甚至酿成危机局面;而监管如果过于严苛，则会打击经济的活力。更关键的是，监管者怎么来甄别有毒资产?如何判断何时存在泡沫?尤其在当下市场日新月异之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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