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远行_季羡林【完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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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儿子章用是很聪明的人,对自己母亲这种举动当然是看不惯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从不打断母亲的话。但是从他那紧蹙的眉头来看,他是很不愉快的。他经常好像是在考虑什么问题,也许是数学问题,也许是什么别的东西。平日家居,大概不大同母亲闲聊。老太太独处危楼,举目无亲,没有任何德国朋友,没有人可以说话,一定是寂寞得难以忍耐。所以一见我们这些"民家",便喜笑颜开,嘴里连连说着:"我告诉你一件大事!"连气都喘不上来。她所说"大事",都是屁大的小事。她刺刺不休,话总说不完。但是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可谈的话题实在有限。往往是三句话过后,就谈章士钊。谈章士钊同她结婚时的情景。章士钊当了大官,但是对待妻子,总以西方礼节为准。上汽车给她开车门,走路挽着她的胳臂,而且满嘴喊Darling

  (亲爱的)不止。她自己如坐云端,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妇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她忽然发现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于是立刻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了下来。适逢章士钊也下了台,于是夫妇同儿子们来到了哥廷根。 福`哇www。Fv`aL。cn网

  她谈的有关章士钊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一点。为了为贤者讳,我在这里就讲这一些。在将近二年的时间内,她讲丈夫的故事,不知讲了多少遍,有时候绘形绘声,讲得琐细生动之至。这对章用当然更是刺激,他虽然照常是沉默不语,然而眉头却蹙得更加厉害了。

  就这样,章伯母欢迎我们到她家去,我自己也愿意去看一看这一位简单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听他谈一些问题。他母亲说,我一去,章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脸上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这时,老太太显然也高兴了起来,立刻拿点心,沏龙井茶,还多半要留我吃饭。嘴里一方面讲章士钊,一方面忙前忙后,忙得不可开交。我同章用谈论什么问题,也谈得兴致正浓。有几次,在这样谈话的间隙中,忽然听到楼外雷声如擂鼓。从楼顶上的小玻璃窗子里看出去,天空阴云翻滚,东面山上的丛林被乱云封住,迷蒙成一片,颇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谈兴不减,稍一注意,就听到大雨敲窗的声音。

  这样美好的时光并不很长,可能只有1936年一个夏天。一转到1937年,章家的国内经济来源出了问题,无力供给在德、英、意三个国家的孩子读书和生活。他们决定,章用先回国去探听探听。章用走了以后,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儿子的消息。此时,我同龙丕炎就承担了照看老太太的责任。我们三个人每天在饭馆里一起吃午饭。每天见面时,老太太照例气喘吁吁地说:"我告诉你一件大事!"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事。吃过午饭,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后来,章用从国内来了信,经济问题无法解决,章用不能回来了,要老太太也立即回国。我们于是又帮她退房子,收拾东西,办护照,买车船票,忙成一团。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老太太还并没有忘记了自己的"官家"身份。她照了相,要我们帮她挑选"标准相",回国后好送给新闻记者。

  老太太终于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根长达六七年的生活也终于结束了。章用在德国苦读了六七年,最终也没有能再回德国来,没有能取得博士学位。从此以后,我同他们母子都没有能再见面。章用先在浙江大学教书,抗战军兴,到处播迁,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写诗。时常有信给我,有时附上自己的诗。我现在还能记住一些他的诗,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岂意祁门来看山"等等。不记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写的不算太多的诗全部寄给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考虑的。难道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肺病缠身,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尽早把自己的心血的结晶寄给可靠的朋友,传之其人吗?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久他就在流离播迁中离开人世,只剩下我这个受他重托的人还活在人间。综观章用一生,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落落寡合的人,一个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这个同他仅仅有一年多交谊的人,看作自己唯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现在茫茫人世,芸芸众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了。我愈来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难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悬隔,欲哭无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恐怕我要抱恨终天了。悲夫!

  第20节:留德十年(19)

  十四汉学研究所十四汉学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换期满了,是我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我断了退路,就同汉学研究所发生了关系。

  这个所的历史,我不清楚,我从来也没有想去研究过。汉学虽然也属于东方学的范畴,但并不在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内,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一座大楼里面。楼前有一个大草坪,盖满绿草,有许多株参天的古橡树。整个建筑显得古穆堂皇,颇有一点气派。一进楼门,有极其宽敞高大的过厅,楼梯也是极宽极高,是用木头建成的。这里不见什么人,但是打扫得也是油光锃亮。研究所在二楼,有七八间大房子,一间所长办公室,一间课堂,其余全是藏书室和阅览室。这里藏书之富颇令我吃惊。在这几间大房子里,书架从地板一直高达天花板,全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书,中国书和日本出版的汉籍,占绝大多数,也有几架西文书。里面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我记得有几种明版的小说,即使放在国内图书馆中,也得算作善本书。其中是否有海内孤本,因为我对此道并非行家里手,不敢乱说。这些书是怎样到哥廷根来的,我也没有打听。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带回去的。

  所长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他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我到哥廷根后不久,章用就带我来看过哈隆。在过去二年内,我们有一些来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原来我到汉学研究所来是做客,现在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约长二十多岁。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韦伯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闻名欧洲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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