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远行_季羡林【完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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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第31节:留德十年(30)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

  G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

  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s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t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二二学习吐火罗文二二学习吐火罗文

  我在上面曾讲到偶然性,我也经常想到偶然性。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出来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难道这里面还有某一些极"左"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用心吗?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传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秘密传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碰到,大概是因为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类似这样的事情。说来话长,不讲也罢。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Walter

  Couvreur)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可是西克并不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几乎根本没有。西方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一个人对社会有用,他就有价值;一旦没用,价值立消。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因此西克教授对自己的处境也就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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