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远行_季羡林【完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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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的居民绝大多数是讲法语的。但是我在农村里看到一些古老的建筑,雕刻在柱子或窗子上的却是德文。我猜想,这地方原是德语区,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说德语的人迁走了,说法语的人迁了进来。瑞士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官方语言就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三种。因此瑞士人多半都能掌握几种语言。又因为瑞士是世界花园,是旅游胜地,英文在这里也流行。在首都伯尔尼大街上卖鲜花的老太婆也都能讲几种语言,这都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

  第47节:留德十年(46)

  在我住的公寓里,也能看出这种多语言、多民族的现象。公寓的老板是讲法语的沙利爱神甫。而管理公寓的则是一位讲德语的奥地利神甫。此人个子极高,很懂得幽默。一见面他就说:"年幼长身体的时候,偶一不小心,忘记了停止长,所以就长得这么高!"在天主教里面,男神甫有很大的自由,除了不许结婚以外,其他人世间的饮食娱乐,他都能享受,特别是酒,欧洲许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酿造极好的酒。相对之下,对于修女则颇多限制,行动有不少的不自由。

  既然是天主教开办的公寓,里面有一些生活习惯颇带宗教色彩。最突出的是每顿饭前必祷告。我非教徒,但必须吃饭。所以每次就餐前,吃饭的人都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词。我不知道,他们念的是什么,但也只能奉陪肃立。好在时间极短,等教徒们感谢完了上帝,我这个非教徒也可以叨光狼吞虎咽了。

  公寓老板沙利爱神甫大概很有点活动能力。我到后不久,他就被梵蒂冈教廷任命为瑞士三省大主教。为了求实存真起见,我现在把当时写的日记摘抄几段:

  1945年11月21日

  吃过早点就出去。因为今天是新主教Charriere(沙利爱)就职的日子,在主教府前面站了半天,看到穿红的主教们一个个上汽车走了。到百货店去买了一只小皮箱就回来。同冯、黄谈了谈。十一点一同出去到城里去看游行。一直到十二点才听到远处音乐响,不久就看到兵士和警察,后面跟着学生,一队队过了不知有多久。再后面是神父、政府大员、各省主教。最后是教皇代表、沙主教,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平的喇嘛穿了彩色的衣服在跳舞捉鬼。快到一点,典礼才完成。

  一个多月以后,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参观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弥撒。我从那一天的日记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弥撒,我们到了St?Nicolas大教堂,里面的人已经不少了。停了不久,仪式也就开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进去,奏乐,唱歌,磕头,种种花样。后来沙主教下了祭坛,到一个大笼子似的小屋子里向信众讲道。讲完,又上祭坛。大弥撒才真正开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头,种种花样,一直到十一点半才完。

  以上是我这样一个教外人士对瑞士天主教的一点具体的印象和回忆。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同天主教没有任何接触。同住在圣·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长谈过几次关于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问题,看样子是想"发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细胞,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负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后,我在北京见到他,他已经脱下僧装换俗装,成家立业了。我们没有再长谈,没有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便问他。我只慨叹人生变化之剧烈了。

  在弗里堡我还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认识了几个德国和奥国学者,当然都是说德语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里茨·克恩(Fritz

  Kern)教授。他原来是德国一所大学--记得是波恩大学--的历史教授,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祖国呆不下去了,被迫逃来瑞士。但是在这里无法找到一个大学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到弗里堡附近一个乡村神父家里去当保姆。这位神父脾气极怪,又极坏,村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Tempête(暴风雨),具体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特点,脾气一发,简直如暴风骤雨。在这样一个主人家里当保姆,会是什么滋味,一想就会明白。然而为了糊口养家,在德国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头,也只有忍辱吞声了。教授年纪已经过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为人豪爽,充分表现出日耳曼人的特点。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有一段时间,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共同翻译《论语》和《中庸》。他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写作计划,要写一部长达几十卷的《世界历史》,把中西各国的历史、文化等等从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上彻底地探讨一番。研究中国的经典也是为这个庞大计划服务的。他的学风常常让我想到德国历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学科巨匠)。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他幻想过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时候说我太Kritisch(批判严格),我当然也不以为忤。由此可见我们之间关系之融洽。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既单薄,又破烂。他们讥笑称之为

  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这一切在我这个背井离乡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产生什么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记里,有下面一段话:

  第48节:留德十年(47)

  Prof?Kern(克恩教授)劝我无论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认识才不久,但我们之间却发生了几乎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对他不免留恋。他也舍不得我走。我只是多情善感,当然有痛苦。不知为什么上天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

  可见我同他们感情之深。他们夫妇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人。我回国后还通过几次信,后来就"世事两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们,心里就激动、怀念,又是快乐,又是痛苦,简直是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几位奥国学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

  (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所谓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国很早被德国纳粹吞并,为了躲避凶焰,他们逃来瑞士,在弗里堡附近一个叫做弗鲁瓦德维尔(Froideville)的小村里建立了根据地,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来这里聚会,同时还接待外国学者,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工作。我于1945年10月23日首次见到克恩教授,是在圣·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诺伊维尔特

  (Neuwirth)的一次宴会上。第二次见面就是两天后在弗鲁瓦德维尔的这个研究所里。两次都见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见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沼泽。施米特曾在中国北京辅仁大学教过书,他好像是人类学维也纳学派的首领,著作等身,对世界人类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我同这些人来往,感觉最深刻的是他们虽是神父,但并没有"上帝气",研究其他宗教,也颇能持客观态度。我以为,他们算得上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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