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的，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一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那件事情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记忆格外清晰。
实际上，对北大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岁以前，他在北大朗润湖的寓所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张中行先生笔下那幕一位小书店老板抱着一大摞书上门请季先生签名的情况，根本就是经常发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季羡林先生的。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有数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而且，季先生还不停地把近年来的稿费捐赠出来。季先生是已经有了曾孙的，他的后代都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胸怀?那些无聊而狂妄地评论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要知道这位朴素如老农的长者是留学德国十年的哲学博士，是当时已经为数极少，现在更已是硕果仅存的建国后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是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校长，是全国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态，这里难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和谐或反差吗?可是，难道不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增加了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包括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却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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