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节：回到祖国(27)
9?《〈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序》
刘安武这一部书是十分可贵的。此书资料丰富，立论公允，必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印度语言极多，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学。我国研究印度文学的现状实不能令人满意，至今连一部《孟加拉文学史》都没有写出来，遑论其他语言。没有个别语言文学史的研究，一部完整的《印度文学史》是无法写出来的。
10?《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这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篇即席的长篇发言或者报告，没有稿子，连提纲也没有。内容是讲：研究外国文学应当学习些什么东西?我认为，首先要提高理论水平。想做到这一步，必须学习四个方面的文艺理论。第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这里包括经典作家对文艺的一些意见，我把普列汉诺夫也归入此类。这是基本立足点，不能掉以轻心。第二，要学习中国文艺理论。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而优秀的遗产，《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品》等等古代名著，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还有大量的"诗话"，都是非学不行的。第三，要学习西方文艺理论。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起，一直到近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极其丰富。近代又出现了不知多少理论，有的"蟪蛄不知春秋"。我们必须了解，但千万不能迷信。"贾桂思想"是我们的大敌，必须彻底铲除。第四，要学习印度文艺理论。在印度，文艺理论也有极长、极辉煌的历史。过去曾影响过中国，今天我们仍要认真研究和学习。理论方面，就讲这四点。在语言方面，必须先学好汉语，包括古文诗词在内;其次必须学好外语，只会一种还不够用，要多学几种;再次，知识面一定要广，不广没法研究外国文学;最后还要学习科技知识，至少要能掌握电脑技术。
11?《商人与佛教》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重要的论文。
按照常理，商人与佛教不会有多少瓜葛，不会有太密切的关系。商人是入世的，做生意为了赚钱。而佛教僧人则是出世的，念经拜佛，坚持修行，为了成佛作祖，得到涅槃。二者互不相涉。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把二者联系到一起来。但是，在阅读佛典的过程中，我却逐渐发现或者意识到，二者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释迦牟尼成佛后，从金刚座上下来，第一批向佛提供食品的就是两个商人。这是佛一生中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偏偏是两个商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释迦牟尼最大的施主给孤独长者也是一个大商人，他曾布金满地购买了一座大花园赠送给佛祖。佛经中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谈到了这一位长者，他是佛经中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商人同佛教有某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
在古代社会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道路的崎岖坎坷和交通工具的简陋，一般人除非万般无奈是不大出门的。古人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讲的--至少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现代的所谓"旅游"，不但古代稀见，连我年轻时都是少见的。现在推想起来，当时出游的人不外下列几种：外交使节，比如张骞之流，这类人数目极少;出征侵略或御敌的将士;贸迁千里万里"重利轻别离"的商人;还有为了宣扬大法，积累功德而云游的宗教僧侣。这个出游的队伍是慢慢扩大的。当时通往远方的大路，最有名的是丝绸之路，都是商人用脚踩出来的。宗教僧侣出行，当然也只能走商路。因此二者路上相遇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结伴同行，也就成了很自然的现象。我在本文中引用的大量佛典律藏中的资料，足以说明这个现象了。有很多故事讲到佛教和尚同商人共同想方设法在关口上偷税漏税，以及佛教僧侣对商人无与伦比的、超出度外的迁就和照顾，颇伤虔诚的佛教徒的感情，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些记载都赫然出自佛典本身，我丝毫也没有捏造。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只能照实直书，别无选择。这一点还请佛教界的朋友们原谅则个。
第75节：回到祖国(28)
本篇论文的后一半，我主要用来谈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原因，以及与中国对比。在这里，我个人主观的想法多一点，难免有主观臆断的地方。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态度是严肃的，丝毫也没有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想法。是非曲直，都由读者去评断吧。
12?《〈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献考释〉序》
这一篇序言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
13?《〈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在这一篇序言中，我首先介绍了饶宗颐先生的生平，然后介绍他的著作。饶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研究范围极广，儒、释、道皆有所涉猎，常发过去学者未发之覆。我在这里提出来了一个大家所熟知、而实践者则不算太多的观点，这就是："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阙，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饶先生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我借用了先师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一段话："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这三目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我这一篇序言主要就是根据寅恪先生提出之三点，来叙述了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
14?《在杭州印度两大史诗讨论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
15?《外国文学研究应当有中国特色》
这一篇论文不算太长，但是代表了我在八十年代前对外国文学研究，对文学批评，对美学，对文艺理论的看法。
我主张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应有中国特色。要想做到这一步，至少应该有三个前提或者基础：第一，必须突出理论研究;第二，必须在方法论上努力求新;第三，必须实行拿来主义，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以我为主。世界上，文艺理论能成为体系的只有四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美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一套专门名词，有许多不同的学说。我写道："这些术语和理论对中国的专家来说，一看就懂，也确能体会其中含义;但是要他用比较精确的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往往说不出。这些术语给人一个印象，一个极其生动的印象，这是好的。要把这个印象加以分析，说说清楚，则力不从心，说不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之处。"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来，我在当时仍然被西方的"分析"牢牢地捆住了手脚，而不能自拔。我现在认为，我现在终于"拔"出来了。)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几段中，我讲到当今世界上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体系，"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对这些文艺理论体系，我们必须随时加以注意，努力去理解;但千万不要被它们绑在战车上，拾人牙慧。这个意思，一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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