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郑先生的介绍，雪莱开出来的药方是诗与想象力，再加上一个爱。
根据郑先生的解释，“诗”，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诗的功能。雪莱认为，诗是神圣的，它具有一种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恶。“想象力”，雪莱在《诗辨》中提出了它作为对物质崇拜和金钱专政相对抗的解毒剂。这种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先验主义，以及大量带有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义。在《诗辨》看来，那在富与高尚之间遗失的环节，就是想象力和诗。
雪莱医治人类创伤的另一剂良药就是“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地下凶神德漠高更说爱这双有医疗功能的翅膀拥抱满目疮痍的世界。
总之，雪莱的浪漫主义想以爱来医治人的创伤，以想象力来开拓人的崇高，以诗来滋润久旱的大地。他的这一些想法，我们不见得都能接受。但是，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性，则是必须肯定的。
(三)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一讲到爱，就会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挂上了钩。在这个问题上，郑敏教授有非常中肯的论述。我在下面抄一段她的话：
譬如当一部分人为了发财而疯狂地破坏自然时，诗心使得一些人抗议滥杀野生动物，破坏原始森林，破坏臭氧层。愈来愈多的人走出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愚昧的宇宙观，认识到自然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要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盲目破坏自然环境，最终是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在工业的初期，人类兴奋于一些科技的发明而以为人类万能，自我膨胀。……使人类在愚蠢的谋财过程中大量伤害了自然，今天我们已看到人和自然间的文本的关系，人的存在因自然受伤也面临危机。①
这些意见同我在《新解》和其他文章中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意见的正确。中国和东方一些国家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和感情。拯救全人类灭亡的金丹灵药，雪莱提出来的是想象力、诗和爱，我们东方人提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归，不必硬加轩轾。
(四)西方向东方学习
写到这里，已经接近西方必须向东方学习的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郑敏先生介绍了一些情况。她说，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发展了一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的良药的潜流。她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20世纪初的费诺罗萨(Fenollosa)和庞德(EzraPound)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的兴趣。“这一支向东方文明寻找生机的学派虽然在20世纪以前已经开始，但在19世纪与20世纪发展成西方文化中一支颇有影响的亚文化。从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来讲，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希望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在这里，郑敏教授举出了F.卡普拉(FritjofCapra)和海德格尔，还有日本学者Tezuka(手冢)，以及德里达关于语言的讨论。
总之，西方向东方学习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大好的事情。特别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曾掀起了向东方学习的高潮。其中原因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
(五)两种思维方式
最后我想着重谈一谈东西两种思维方式或模式的问题。
几年以前，我提出了世界上两大思维模式的想法，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我在本文中，在上面，也谈到了这个想法。我有点自知之明，自己绝不是什么哲学家，至多不过胡思乱想而已。可是对这种胡思乱想偏偏又有点沾沾自喜。这或许是人类的弱点之一吧，我也未能免俗。虽然对读者同意的反应和不同意的反应我并不怎样介意，但看到赞成的意见，心里总是有点舒服。这或许是人类的另一个弱点吧。
在郑敏教授的这一篇文章里，我无意中找到了同我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的论述，窃以为慰。我先把有关的地方抄在下面：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结构主义与解构思维都以语言为突破口，对人类文化的各方面进行阐释，最后落实到两类思维模式，结构主义带着浓厚的崇尚科学的客观性的倾向，企图将文字、语言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纳入脱离人性及主观想象力的活动而独立存在的结构符号系统的世界。解构思维则对这种崇尚逻辑分析并以此为中心的智性活动的垄断进行反抗。①
再往下，郑敏先生又从人类智能的倾向方面把智能分为两大类：
分析的、重实的和综合的重穿透和超越的。雪莱认为科技属于前者，而诗的想象为后者。②
这同上面讲到的人类的两种思维模式完全相当。根据郑先生的论述，这两种模式表现在很多方面，我先归纳一下，列出一个简明扼要的表，然后再逐项稍加解释：
分析 知性(理性) 分析力 结构主义
综合 悟性 想象力 解构思维
为了真实和准确起见，我在解释时少用自己的话，而多用郑文原文。
先谈分析和综合。“从18世纪以来，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人们更重视分析逻辑思维，而忽视想象力的海阔天空的创造性。”①“但现在这类分析活动正试用压倒创造发明的功能(指想象力——作者注)的直接表述。”②“综合”，上面引文中已有，不再重复。
谈知性和悟性。“忘记了想象力、悟性是保护人类崇高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一种天性。”③“但他坚信这一切必须置于诗的功能和想象力的悟性(非狭隘的理性)之下。”页48b有“知性活动”这个词儿。“理性的运用强调分析、知性和实证，而忽略悟性，虽然悟性是凌驾于事实之上的一种超越的穿透性。”④
谈分析力和想象力。上面的引文已经涉及到这方面了。现在再引上几句话。“想象力的集中表现为诗和哲学，分析力的集中表现为科技(与科学理论有别);想象力的发展走向是超越物质世界，走向无拘束、无边无限的精神世界，而分析活动的发展产生了人对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⑤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征服自然”是西方文化有别于东方文化的重要特点。郑文还提到，雪莱的《诗辨》主张以诗的功能和想象力来与分析性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抗衡。⑥
结构主义和解构思维，上面已引过。我现在再补充上一条：“解构思维反对定型的僵化的系统和抽象，因此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道’、‘无常道’、‘无名天地始’、‘常无观其妙’(羡林案：原文如此)、‘玄者无形’等强调‘无’的思维。”①这样解构思维就同东方文化挂上了钩。
郑敏教授的论文就介绍到这里。
雪莱的《诗辨》和郑先生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但是，是否我就完全同意不敢赞一词了呢?也不是的。我现在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一点补充，并且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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