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说到的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例证，证明最初的中译佛经里面有许多音译和意译的字都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所以，“佛”这一个名词的来源也只有到吐火罗文的pt、pūd和pud里面去找。
写到这里，只说明了“佛”这名词的来源一定是吐火罗文。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吐火罗文里面的清音，到了中文里会变成浊音?我们可以怀疑吐火罗文里辅音p的音值。我们知道，吐火罗文的残卷是用Brhmī字母写的。Brhmī字母到了中亚在发音上多少有点改变。但只就p说，它仍然是纯粹的清音。它的音值不容我们怀疑。要解决这问题，只有从中文“佛”字下手。我们现在应该抛开高本汉构拟的“佛”字的古音，另外再到古书里去找材料，看看“佛”字的古音还有别的可能没有：
《毛诗-周颂-敬之》：“佛时仔肩。”《释文》：“佛，毛符弗反(b’i^wt)郑音弼。”
《礼记-曲礼》上：“献鸟者佛其首。”《释文》佛作拂，云：“本又作佛，扶弗反，戾也。”
《礼记-学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释文》：“悖，布内反;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案《广韵》，佛，符弗切(b’i^wt)，拂，敷勿切(p’i^wt)。〕
上面举的例子都同高本汉所构拟的古音一致。但除了那些例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佛”：
《仪礼-既夕礼》郑注：“执之以接神，为有所拂。”《释文》：“拂，本又作佛仿;上芳味反;下芳丈反。”
《礼记-祭义》郑注：“言想见其仿佛来。”《释文》：“仿，孚往反;佛，孚味反(p’i^wd)。”
《史记-司马相如传》《子虚赋》：“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汉书》、《文选》改为髣髴)
《汉书-扬雄传》：“犹仿佛其若梦。”注：“仿佛即髣髴字也。”
《汉书-李寻传》：“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师古曰：“仿读曰髣，佛与髴同。”
《后汉书-仲长统传》：“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淮南子-原道》：“叫呼仿佛，默然自得。”
《文选》潘岳《寡妇赋》：“目仿佛乎平素。”李善引《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审也。”
玄应《一切经音义》：“仿佛，声类作髣髴同。芳往敷物二反。”
《玉篇》：“佛，孚勿切。”《万象名义》：“佛，芳未反。”
从上面引的例子看起来，“佛”字有两读。“佛”古韵为脂部字，脂部的入声韵尾收t，其与入声发生关系之去声，则收d。“佛”字读音，一读入声，一读去声：(一)扶弗反(b’i^wt);(二)芳味反或孚味反(p’i^wd)。现在吐火罗文的pūd或pud与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当。然则，以“佛”译pūd正取其去声一读，声与韵无不吻合。
把上面写的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浮屠”、“浮图”、“复豆”和“佛”不是一个来源。“浮屠”、“浮图”、“复豆”的来源是一种印度古代方言。“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这结论看来很简单;但倘若由此推论下去，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新启示。
在中国史上，佛教输入中国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历史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很不少，但牴牾的地方也很多(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15页)，我们读了，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自从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欧洲学者在中亚探险发掘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简直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新纪元。根据他们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献器物，他们向许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讨，范围之大，史无前例。对中国历史和佛教入华的过程，他们也有了很大的贡献。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Lévi)发现最早汉泽佛经所用的术语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他因而推论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参阅SylvainLévi，Le《TokharienB》LanguedeKoutcha，JournalAsiatique1913，SeptOct.pp311～38。此文冯承钧译为中文：《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同期方壮猷《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有的地方也取材于此文。)这种记载，中国书里当然也有;但没有说得这样清楚。他这样一说，我们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最少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现在，学者也都承认这说法，没有人说过反对或修正的话。
我们上面说到“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文的pūd或pud(或焉耆文的pt)。这当然更可以助成烈维的说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古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这应该怎样解释呢?烈维的说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
第五题 浮屠与佛 浮屠与佛(4)
根据上面这些事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下面的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据汤先生的意思，这最后一句，是魏收臆测之辞;因为《后汉书-西域传》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据我看，张骞大概没有闻浮屠之教。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仔细研究魏收处置史料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看出，只要原来史料里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来是“佛”，他也用“佛”;自叙则纯用“佛”。根据这原则，我们再看关于张骞那一段，就觉得里面还有问题。倘若是魏收臆测之辞，他不应该用“浮屠”两字，应该用“佛”。所以我们虽然不能知道他根据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的。(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22页)，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佛教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是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从陆路来的。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时候。这问题我们留到下面再讨论。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商、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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