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顶帽子，后面有个铁扣，是猪朋送的，很喜欢。但遇上天阴，我都摘下来。朋友不多了，明知道人家要谋害我，我也懒得点破。
记得扣紧安全带
出门，最怕搭飞机，飞机起飞，例必闭上眼，说服自己：“我买了保险，飞机不够冲劲，掉回地面，这样死了最好;起码，对家人最好;我一直拖累弟妹，情与义，还有钱，一律有借无还，这样一死，就可以连本带利偿清，他们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飞到半空，遇气流，死命抓着扶手，暗想：“家人的好日子，没想到，真要来了!”
然后，要降落了，耳鼓好难受，照样开解自己：“人，免不了一死;早死，不必受老病煎熬，到底是幸福的;而且，这时候‘轰’一声化灰了，我活得率性，吃得精彩，遇过不少一流的好朋友，这辈子，也算无憾了。”飞机，在大海上盘旋;废话，也在脑海打转。唉，着陆了，谢天谢地，又一回，大难不死;我就是那样的“贪生”。
在白云机场买了一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的《第一现场》，在飞机上翻阅，翻到一幅跨页大照片：一九八八年，一架波音七三七客机从夏威夷飞向火奴鲁鲁，在二万四千英尺高空，舱盖，忽然掀起了，变成一辆“开篷机”，九十五个乘客，可以说：被迫和上帝一起兜兜风。
照片，拍的是飞机狼狈降落，刚停定的刹那，兜完狂风的，面无人色，东歪西倒。我把照片压在椅背，同行大波源再冷血，还是一见惊呼：“快收起来!吓死人，吓死人啦!”对，飞行途中，的确不宜展示这种充满动感的照片。
“但我看了这张照片，就不那么害怕搭飞机了。”我说：因为这九十五个兜上大风的乘客，在舱盖骤然翻起之际，只有一个女人让风洞吸走;而她，当时没有扣上安全带。
“搭飞机?扣上安全带，就会安全。”我很乐意相信，这是照片传达的信息。
茶艺之父
“所谓茶的精神，就是一生牺牲奉献的精神。你看看，茶叶很嫩的时候给你摘下来，摘下来之后，放在阳光底下晒，被你揉捻，然后用火去炒，去烘干，制成茶叶，还要用滚水去冲泡，剩下来的茶渣还拿来做枕头，做肥料，一生都是奉献，茶人的精神就是这样。”林志宏先生在访问中说。林先生下世大概有一年了，蔡传兴送来范增平著，台湾万卷楼出版的《中华茶人采访录》，读了，我对林先生又敬佩了些。澳门有四十六万人;名人，大概占四十五万;剩下那一万，是顶级名人。林先生的名，是高名，是实名，人去了，悼念文章，竟比江门对入某条村的荣誉村长还要少，初时，好费解，好纳闷，读了访问，这才恍然：他真话讲得太多，好话说得太少了。
林先生走得不冷清，他走得宁静;人的一生，有几个知音就够了，再多，徒然肥了卖花圈的。“茶要发展，首先要把茶文化推动到学校里面去，让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受这个教育，通过茶培养品德教育。”林先生借茶传道，这才叫“茶道”;他做过教师、校长，可惜，真要推行“茶教育”，却遇上太多的阻滞。
两年前，我住在氹仔，午后，偶然会到附近茶档吃盘冷面，贪图人不多，够冷清而已。没想到林先生当那茶档老板是个洋葱，一层层剥了皮。“泡茶，表演最主要是‘真’，是‘自然’，不应该只注重那个形式，应该让一个人进去觉得茶艺是很容易，不要让一个人觉得喝一杯茶这么难。”难，就不能普及;林先生说。“茶洋葱”办“老人茶艺班”，吓得耆英们连茶都不敢喝，遑论“艺”和“文化”了。
俗，我认为，宜分三等：一、通俗;二、恶俗;三、臭俗。像我，雅不到家，俗不到底，算是通俗。那戴金劳，抱俄罗斯妹，投一只乾隆青花大碗喝红酒，还鼻孔朝天说：“这文化遗产，还不是靠大爷来保护?”那叫恶俗。臭俗，源于“雅”，一千个人见了赞叹，一万个人见了赞叹;然而，遇上第一万零一个，这人见过世面，有些修养，看到破绽，知道这“雅”，不过用来沽名，渔利，欺世，好比我们看田黄，看到黄皮里有“虱子蛋”，惊悟：“又是一个充头货!”这就是臭俗。林志宏先生眼中，“茶洋葱”的俗，真是深不见底，臭不可当。
茶，是用来喝的;卖茶，总算是正当生意，渔利，是应该的;但卖弄，沽名，扮鬼扮马，算什么茶?
“搞什么唐朝的泡法、宋朝的泡法，你这个泡法，实质上不一定是真。强调水要几沸，用茶粉或茶叶，这些东西人家可以从书本或光碟上看得到……”林先生有气，继续拿“茶洋葱”做恶例。“泡法”，只是“技”，是“茶技”;技，讲姿势，不讲内涵;可惜，大家都爱看姿势，看完奔走相告;“技师”自视为“大师”，是妄;你视“技师”为“大师”，是孤陋。
四九年后，林志宏先生开始收藏紫砂壶，藏品逾千。我敬林先生，就是敬他的“真”，他的“自然”;他的真和自然，是一面镜子，镜子里，尽现小眉小眼的妖怪，连茶这种清雅的饮料，都浮着妖怪!
九四年，卢廉若公园办“紫砂壶艺展”，澳门，第一次由澳门人自己办紫砂壶收藏展，当时，林先生向市政厅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能用“林志宏收藏品”的名义作展览名称。“澳门茶艺之父”，林先生当之无愧，自己却不居功。地小，人，难免好“作大”，分明是“氹仔”，可以吹成“中华”;卖茶水的，吹成“中华茶道”，添个“会”字，就可以做个“会长”过把瘾。怀念林先生，因为在澳门，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正常人。
零三年，蔡传兴领我去见林先生，约好了在他的“聚紫轩”喝茶。八十二岁的人，矍铄健朗，气度高华，没想到零四年，忽然病故。那天，林先生为我们泡的，是单檨;以后，我就最爱喝这种茶，每回喝，都想到林先生。
林先生认为该有一座“茶艺博物馆”，“无论将来规模怎么样，总是有比没有好。”林先生说，“外地人都热心表示支持，而‘茶洋葱’却不是那么想，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我把真姓名换上“茶洋葱”，是留有余地。)林先生走了，设在卢九公园的茶艺博物馆才盖好，大概还在展他“聚紫轩”的茶壶。我每天经过，从没进去;林先生的葬礼，我没去，连花圈也没送;我只是常常想到他，想到做人应该像林先生那样，有些骨头。
恐怖茶杯
日本江户时代，有个叫良宽的禅师，住在波罗寺。
某天，寺院来了访客;访客没在典籍上留名，为方便叙述，且称为“吴知定”。吴知定还没坐定，良宽就热情招待，先来一锅热腾腾洗脚水让他濯足，再准备斋鱼斋肉一锅斋盆菜供他解馋;翌日，吴知定起床盥洗，一锅洗脸水已搁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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