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教授家出来我很高兴，平时没帮他搞研究，总有一点歉意，现在总算有机会帮导师做点什么了。快到宿舍我又有点不安，一个人成功了，那肯定会有另一个人要付出代价。说反正不认识，不知是谁，不关自己的事吧，那也是欺骗自己，总有一个人会付出代价。人家也不容易呢。回过头又想，毕竟不知道牺牲了谁，知不知道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想来想去想不清，干脆就不想。到最后我也搞不清，自己是想碰到那份卷子呢，还是不想碰到?
阅卷之前我把该做的事都做了。想着这件事本来应该是高我两届的师兄张维来做，冯教授交给了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跟张维说这事的时候，我把卷子的特点说了两遍。张维说：“是不是那几个人就由我去说，然后向老板汇报?”我还想着，虽然是师兄弟，又是老师的事，说起来还是有点为难。他愿去说，那就正好。我说：“那好，那就正好。”
古院长是这次阅卷的总负责人，兼核心组的组长。在动员会上他强调了为国选才的重大意义，强调了纪律和公平。试评开始了，秘书小贾悄悄对我说：“核心组的意思，子弟的卷子碰到了还是照顾一下，这个意思我们院里内部掌握，外面来的老师不要说。”卷子改到一半时还没有消息，我想着冯教授在急，我也很急。到第六天张维来找我，凑在我耳边说：“解决了。”我悄声说：“你发现的?”心中有一种失望。他看不出地下巴点了一下。我说：“是不是跟老板讲一声?”他说：“已经。”我心中轻松了，为放放感到高兴，大海捞针居然捞到了。高兴之后又有点遗憾，如果是自己发现的那就更好了。转念又觉得，这样也好，我能当个局外人就更好了。
暑假在家我想打电话，问放放总分多少，上一本线没有?想了想还是没问。八月初接到师母的电话，问我房子装修没有?平平有喜了没有?最后告诉我，放放已经被人民大学商学院录取了。我说：“高兴，高兴!为放放高兴，也为您和冯老师高兴。”
9
跟我同宿舍的郁明是吴教授的弟子。吴教授多年来只招女弟子，还得有个长相，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对“养眼”要求甚高。这一年终于招了个男的，就是郁明。私下有人说是吴太太发飙了，也有人说郁明是有特别背景的人。
郁明的确很特别。他是北京人，很少住在宿舍。他不像我整天泡在书中，把学术看得重似泰山。他见我经常找与曹雪芹有关的书来看，说：“数清楚曹雪芹有几根头发有什么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最要紧的就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我说：“我本来对学问没什么兴趣了，在里面泡了一年多，觉得很温馨，又上瘾了。除了身体，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了。钱我也很喜欢，那还是排在后面。身体排最前面，那是没办法的，没有它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也看书，都是古玩字画钱币鉴别方面的。我说：“你那么喜欢古玩，还这么辛苦来读博士干什么?”他说：“哪个圈子内没几个博士，我顶着博士帽进去，那就是这个了，”跷起大拇指，“权威。生产力大大的，多多的。学问不变成生产力那就没有意义了。”我说：“应该说学问都变成生产力，那就没有意义了。”他说：“那拿文凭找工作评职称那也是生产力，不然京华大学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我现在出席那些鉴定会，还只能给别人提篮子，弄点小菜钱。有张文凭就不一样了。还不是为了混碗饭吃。”我说：“一定要说混饭吃，那我也得在这里混，别的地方混不出存在的感觉。”他说：“现如今还有你这么想的人，奇葩呢。”又说，“要我安心做那些死学问，除非政府给我的工资翻十倍。十倍我都懒得搞。”事实上他的确也很有钱，开一辆奥迪车在校园里跑，车上的女孩子也经常换人。
知识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人也可能选择另一种生活，这个我懂。可学问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信仰，我再怎么穷，怎么想钱，学问也是我心中的泰山。郁明的话我不能接受，可也没法反驳，不要文凭我会来京华大学吗?有一天我跟他说：“什么时候也带我去看看那些字画瓷器?”他说：“你也有想法?唉，这一行是今天有一口就吃一口，明天没那一口就吃空气。你还是搞你的学问稳当。”
这期开学他在宿舍住了几天，说：“平时我不在这里，你要提高宿舍的利用率，也要提高自己的利用率，不要浪费资源。”我说：“我又没开奥迪，请人家吃餐饭是可以的，最好还是在食堂吃。”他笑了说：“那不会有人来，哪怕你是博士。”又说，“你老板的儿子考上了人大商学院你知道不?”我说：“好像听说了一点点。”他说：“他跟我们老板的女儿高中是一个年级的，不是重点班，成绩差一个档次，怎么也考上了人大?”我说：“可能是临场发挥好吧。”他说：“没听说过他临场发挥怎么好过。”见我不接话又说，“跟我老板的女儿考到一起去了，有点什么怪啊。”我猜他听到了一点什么，也可能是吴教授要他来问，就装糊涂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嘿嘿嘿。你不知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有哪点怪。”他笑了说：“你不知道，嘿嘿嘿嘿。”本来我还想求他带我去看看那些古玩的，这样一来，就只能算了。
这天我在宿舍看王阳明的《传习录》，郁明进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说：“你记性蛮好的。”他说：“这是我唯一能背的四句。”又说，“这种书你真的能安下心来看?佩服，佩服。如今这世界上还真有把学问当回事的人。”我说：“我又不能鉴定字画，难道叫我整天看天花板?”他说：“有个创造生产力的机会，别人找我，我想让给你可能更好。”是山东一个搞印染的企业家愿出四万块钱请人写一部传记。我说：“怎么写一本传记才四万?还是企业家呢。”他说：“那你自己写本书，出版社还要收你三万呢。”我说：“能实事求是地写吗?”他说：“传记哪有那么实事求是的，何况是企业家的传记。”又说，“你觉得为难，那这单生意就给别人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谁叫我们住在一起，那不是缘分?”我说：“看着那生产力的面子，拍马屁昧了良心那拍也拍了，我不署名，署你的名。”他马上挥着双手说，“不敢掠人之美。那你就取个笔名。你同意了他安排你去青岛采访几天，预付两万。”
去了青岛一趟，回来心里很憋气。郑老板出的是六万，郁明轻轻一掐，就掐走两万。杀熟啊，下得了手啊，有这么容易赚钱的吗?想赌气不写，实在也赌不得这口气，房子还等装修呢，明年还想要孩子呢。何况郑老板人也热情，奋斗精神也还是有的。我在那台破电脑上工作了两个月，采访来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材料无限膨胀，二十万字就出来了，书名是《从一个人看一种精神——郑天明传》。校对打印稿时觉得还真像那么回事，我自己都搞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连我都搞不清，世界上就没有人搞得清了，包括郑老板本人。郑老板说：“看了你的书，我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这让我有一种恐慌，我看了那么多历史著作，是不是看到了历史的真相?我的天啊，幸亏我不是司马迁，哦，应该说幸亏司马迁不是我。如果反正没有真相，人一辈子，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唉，不必认真，好好活着是真的。这样的想法让我对自己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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