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的时候我待在教师休息室。本来我想留在讲台上，等着学生来与自己交流一下，可又想安静一下，想一想怎么把下一堂课讲得更好。反正一二节课与三四节之间有二十分钟，到那时再与他们交流不迟。我用茶几上的一次性纸杯泡了一杯茶，热水瓶的水不烫，茶叶没有泡开，喝下去我还是感到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下去，在胸口化开，充溢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温润的舒适。这时我放弃了把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再梳理一遍的想法，反正是跟学生对话，交流，我非常自信，自己能够从容面对。对面的墙上是一幅中国地图，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地图上找到了华源县，再找鱼尾镇，却没有了。掏出手机看看离上课还有两分钟，就往教室走去，飞快地把那些早已准备好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打算在跟学生交流时脱口而出，也让他们知道，聂老师这个博士，可不是只有一个头衔。
我踩着铃声进了教室，在我的右脚踏上讲台的那一瞬间，铃声断了，好像是被我踩断了似的。我看见一个女生堵住另一个女生的耳朵在讲小话，就用力咳了一声。声音被扩音设备放大，就有了一种威严感，两个女生的头迅速分开了。我说：“这节课想跟同学们谈谈心，大家就当聂老师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对于学习，对于专业，对于这门课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和建议，都可以敞开心扉说出来。既然是跟朋友交心，就要诚恳，说心里想说的话。”
我以为大家会抢着说话，可我等了半分钟，还没有一个人发言，这沉默让我感到了难堪的压力。我说：“大家都没什么想法?”就望了范晓敏一眼。范晓敏举手说：“我讲几句。我觉得中国思想史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让我们了解古人是怎么思考宇宙，思考人生，他们的智慧达到了怎样的深度，这对我们现代的人又有着怎样的启迪。总之是非常重要的。”我说：“很好，如果能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更好。还有谁?”又没有人举手了。我承受不了这种局面，就点名说：“马滨，你平时不是很能说吗?你说一下。”
马滨站起来，咧嘴四处环顾了一下，大家都哄笑起来。他说：“老师，我能够说真话吗?”又是一阵哄笑。我说：“难道你以前跟老师说的都是假话?”他说：“有一个问题我入校想到现在，想了半年还没想好。学了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说：“这些是指哪些?是聂老师这门课，还是整个历史专业?”他说：“都是。”我说：“聂老师上堂课讲了那么多你听了没有?”他说：“听了。学习中国思想史的意义，就是要了解古人是怎么思考宇宙和时间、社会和人生、他们的智慧……”“哈哈哈哈……”全教室的同学都笑了起来，那两个讲小话的女生笑着笑着都搂到一起去了。我也笑了说：“如果是考试你倒是可以答一百分。那你觉得到底要怎样有用才算有用呢?”他嘴唇嚅动了几下说：“老师，我能够说真话吗?”我说：“是不是聂老师总是教育你说假话?”他说：“聂老师没有……我家里是农村的，我爹我娘希望我将来多……多赚……多赚一点……那个。”教室里沸腾起来，女同学耸着鼻子学着马滨带乡下口音的话，“那个，那个。”我让大家笑了一会，示意大家安静，说：“你是填了服从分配到历史学院来的吧?”他说：“是的。”我说：“你原来报了哪几个志愿?”他说：“商学院，法学院。”我示意他坐下，说：“那个……并不是坏东西，聂老师也希望多一点……那个。”几个女生捂着嘴“哧哧”地笑。我说：“笑什么，难道你不喜欢那个?”她们把手放下，笑出声来。
等大家笑完了，我说：“我们都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大家都感觉到了市场的诱惑和压力。我们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就是要大家都多一点……那个，”我双手做了个数钞票的手势，“那个。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追求那个的合理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它如水银泻地，以自身的逻辑即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统摄了我们的价值观，对精神的价值发出了严峻的挑战……”讲了半节课我发现自己讲得太多，一直在讲市场的力量，简直就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要转回来已经有点困难。这不是我想讲的，我也不明白自己的话为什么不知不觉就失控了。省悟到这一点，我又把话题往回讲，讲到我们是人，不只是一具肉身，应该为精神价值保留一席之地;我们又是知识分子，不能把现世的自我绝对化;我们还是学历史的知识分子，更应该以先贤们为伟大的精神先导。还没有展开，下课铃就响了。
我把讲义放进包里准备离开，几个同学走过来说：“聂老师，大家觉得今天的课很好。”我询问地望着他们说：“有那么好吗?我觉得你们没有被我说服。”一个同学说：“不一定说服了才是好，最重要的是实话实说。”我说：“难道有人要你们不实话实说。”他们互相望望，抿着嘴笑，一个说：“要考试!”另一个说：“总不能把自己天天想钱写在试卷上吧，还想及格不?”我说：“你们有什么想法，下次课还可以说，聂老师不怕你们说得过分，只怕你们不掏心窝子说话，小小年纪就把官话套话都学会了。”
出了教室我有点沮丧，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没有说服这些学生，我太自信了。虽说这是社会大环境决定的，我还是有点沮丧。想起“奔向太阳”的豪迈，觉得太夸张了点。也许我本来就不应该抱有说服他们的想法，既然我都说不服赵平平，怎么可以设想说服学生。我太自信，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也许，我不应该设想一种道理比市场更厉害，比生活经验更有说服力。也许，我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司马迁曹雪芹的追随者，包括我自己。也许，我不能追求这么高的目标。但是我也不会放弃，为了职业的自尊，我都不会放弃，我在讲台上讲的话，我自己得相信。不放弃也许不能征服那些学生，但至少还有一种文化记忆，这是复活的种子。如果放弃，那不但丧失了职业自尊，连记忆都没有了。为了这点理由，我得做一个悲情的坚守者，在这个小小的阵地上坚守下去。
22
张维从广州打电话给我说：“今年的中国思想史年会由我们岭南大学主办，我在搞会务，怎么没见到你的名字?”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呢。”他说：“怎么会?秘书组寄了几份邀请函到你们麓城师大，没给你一张?这里有你们院里老师的与会回执，一个姓蒙的老师。”我说：“哦，蒙天舒吧，他没给我那个什么函。”他说：“你问他要，他那还有。”我说：“可能人家不想给我。”他说：“那我马上特快寄给你，你拿去请款吧!”我说：“我们麓城师大那么穷，没有这笔开支。学校给我几万块科研启动金，我还没舍得用，准备留着出博士论文呢。会务费多少?”他说：“才一千二，包出去旅游三天。”我说：“有点多，路费住宿七七八八堆在一起，没三四千下不来。我那点钱这么抖几下就抖光了，博士论文拿什么出?”他说：“学弟，你是办大事的人，窝在家里怎么办大事?这次名家会来一大堆呢，名刊的编辑也一大堆，你平时哪里去见这么多人?机会啊!”我说：“那我就去请点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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