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甩在地上叮叮当当地响，让我心里发虚。我说：“一代肯定胜过一代的。”觉得自己的话像踩在棉花上说的。赵平平说：“你就骗自己吧，”她把安安的脸拨过来让我看，“骗到最后，都是骗了她。”看着女儿的脸，我觉得心里简直就要发疯，想象着自己手执一把砍刀行走在深山之中，见着什么就一路砍过去，为的是开辟一条生存的道路。我感受到了心中的那匹饥饿的狼，它龇着牙以那种不顾一切的姿态向前冲去。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用绳子套住它，否则它就要吃人了。我想到了那些贪官，这是我最痛恨的，可现在也有了一点理解，至少我知道了他们心中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书桌前把那份试卷又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想找出一个给高分的理由。看来看去自己的头脑也乱了，不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最后我不再看试卷，反正给多少分跟试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我开始写了个八十分，涂掉，改成九十，又涂掉，最后给了八十六分，在改动的分数旁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分数没有给其他同学很大的伤害，也不至于让他们来戳我的背脊。金书记他们不会满意，可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发信息把这个结果告诉了金书记，说明已经是照顾了，不能给一个超高的分数，那样会引起学生议论，对我不利，对院里也不利，万一有同学在网上发帖子怎么办?我等着金书记的回信，到了下午也没有回。我不知道他是接受了呢，还是很不高兴?这让我非常不安。想想这件事真的做得窝囊，金书记不高兴，蒙天舒不高兴，范晓敏不高兴，连我自己也不高兴。还算对得起那些学生，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也说不定还有学生看了这个分数会在心中看轻了我，范晓敏平时成绩没有的，怎么忽然又有了?她一个学期没上几次课怎么还考了个中上成绩?既然如此，还不如讨好一头，当然是强势那一头，学生算个啥?难道谁傻些，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可真的把范晓敏的成绩提到最前面去吧，我实在又做不出，那我以后就不要再说那些圣人之言了，说了也是个让学生在心中鄙夷的笑话。我去了学校想找金书记解释一下，我不说公平，说公平等于在骂领导，难道他就不想给学生一个公平?我置领导于何地?不说公平我说自己怕学生骂总可以吧，说不要刺激那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给校长信箱写信，那也可以吧?这也是为领导着想呢!唉，我心里想的是公平，可是我就是不能说。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我伸手去敲门，犹豫着又缩了回来，一狠心就走开了，去教务办把成绩登记表交给了小陈。
34
学校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开始，我申报了副教授。在全院大会上龚院长说，历史学院今年只有一个副教授名额。我心里盘算一下，觉得大概是轮不到自己的。过几天龚院长又说，他到人事处反复要求，又增添了一个名额。这样我就填表报了，反正也不抱多大希望。
填了表看看自己的材料也还可以，博士论文赶在暑假前出版了，这就有了一本著作，上半年申报了一个教育厅的课题，虽然没有资助，是自筹经费，那也算一个省级课题。论文有《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那一篇，加上读博时发表的那几篇，也还拿得出手。交材料的时候，我在小陈那里看到前面已经有两个人交了，就问她今年有几个人报副高?她说三个。我说：“看一下他们的材料啊!”就从牛皮纸的文件袋中把材料抽出来看了，觉得自己的材料比别人也不差，就萌生了一点希望，像初春树枝上的一丝嫩芽。
材料交上去了，刘教授提醒我说：“你得打听一下哪些人是评委，要拜托一下，投票前的评议，没有几个人帮你说话，形不成氛围和共识，那是不行的。”我说：“我到哪里去打听?人事处的人会告诉我吗?”他说：“要打听总是打听得到的。”我说：“打听到了对我也没有用，难道我提一网兜水果去评委家敲门?”他说：“现在谁还要水果哦!”我说：“那送点什么好呢?”他说：“送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水果。”我说：“那就更没有用了，我总不能提着烟酒去敲门吧，更不能怀揣信封去吧。这事我也听说过，没想过会轮到我自己。”他笑了说：“跟我一样倔。别人做了什么，我觉得也没什么，要我自己做，我就趴下了。我这个教授当年是报了五年才报成的。难道你也准备个几年抗战，让评委觉得再不评都对不起你了，太委屈你了，放你过去?”我也笑了说：“到了那一天，这就是我最大的优势。”
十月底结果出来了，我没有评上，这是早就预料到的结果。我以为自己会很平静，得到一个预想的结果，有什么可沮丧的呢?可真正有了结果，心里还是非常难受，有一种嫩芽被一只陌生而粗暴的手摘掉的感觉，痛。我似乎这才明白了自己，心里是多么希望有一个意外之喜啊!说旷达吧，写在书上是多么豪迈，现实中的展开又是多么艰难。
我想有一个意外之喜，也不是凭空的念想。上报的三个人之中，我的材料跟向老师差不多，可比杨老师还是明显好些。杨老师是龚院长的弟子，龚院长去人事处争来一个名额，就是为他争的。这我知道，可学校评委有十多个人，我抱有幻想，就是希望他们看着材料投票。这样的奇迹没有出现，这让我体会到，刘教授说评议时能有人说话，是多么重要。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材料占有明显的优势，甚至绝对的优势，才会有点希望。忽然又觉得高校还是个好地方，无论如何，材料还是绕不过去的。怎么说也有一个东西摆在那里，硬邦邦的几条。如果在机关，没有几个硬指标，好坏都在别人嘴上，那我就更没有戏了。
虽然早就跟赵平平吹过风了，当我真正把这个结果告诉她时，心里还是很内疚的。我跟她说的时候脸上挤出几丝笑意，似乎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似听非听地听着，说：“跟不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了。我的想法就是安安，你跟她讲清楚就好了。”我脸上那几丝笑瞬间就变成了哭，嘴里“嘿嘿”地敷衍着，感觉着自己脸上的表情很怪异，也不知这是笑呢还是哭。
幸好到年底学校涨工资了。卢校长说向年轻老师倾斜，我们增加的数额跟教授差不多。这样我对卢校长有了好感。我对赵平平说：“你看看工资卡上是不是有多的钱进来了，应该多了有那么多呢。”她说：“就算真的有那么多，那是很多吗?当然买纸尿裤还是够了。”我说：“这是国家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懂吗?知识分子，懂吗?”她说：“有那么得意吗?又不是你一个人涨了。”又说，“这年头知识要变现，那才叫知识。一堆观念装在竹篾箩筐里，烧火都煮不熟一餐饭。”我摇头说：“天哪，这是一个文科大学生说的话呢。”她说：“我的话是接地气的，悬着，浮着，飘着，飞着，抵不上一罐惠氏奶粉。”又抱着安安，“是吧，是吧?”一根指头在她脸上摸了一下。安安甜甜地笑了，赵平平说：“你看她都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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