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说，书已经放信箱了，又说，“汪燕燕在外面怎么说你，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她说我的学术不算学术。也许我的学术真不算学术，但是比她的学术还是要学术一点吧。在历史学院，长了一双眼睛的人都看得懂的。”他说：“哎哟!致远，有些文章那么烂，也发表在那么高档的刊物上，编辑看不懂吗?这是懂不懂的问题吗?还有，你知道她在外面怎么说你?她说你是小人呢。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她用孔子的话来说你，你没有成她的美，你就是那个反之。”我说：“前几天她还说我是君子呢，怎么突然又成了小人?说得好啊，给我勇气去回她的死信呗。如今小人都有勇气说别人是小人了。”
我到信箱拿到那本书，塞到衬衫里，溜到教研室，翻开来仔细研究。这真的不像一本正式出版的书，哪里不像，我也说不出来。我想着是不是要打个电话到北岳文艺出版社去，就说要买几十本做教材，请他们帮着印证一下。想着打了又怎么样?真是非正式出版的，我能去揭她?她不过也就是想省几万块钱罢了，也可怜呢。又想着打了总比不打好，到了关键时刻，自己还有一张牌可打。
正犹豫着，龚院长打电话来，要我去一趟。进了办公室龚院长说：“小聂，你对今年评职称有什么想法?”我说：“尽量争取评上吧。”他说：“谁都想尽量评上，名额只有一个。”他伸出右手食指晃了晃，“一个。”又晃了晃。我说：“那就看材料呗，都是专家，谁看不懂材料呢?只要瞟一眼心中就有数了。”他说：“材料是你的好一些，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资历也要兼顾一下。”我说：“汪老师资历比我多一年，但是学校的文件说了兼顾资历的问题没有?没有。”他说：“其实我是支持你的，但是你也知道，历史学院的事情也不是我这个院长说了就算数的。”我说：“谁那么有能耐，他多搞个名额给她，我不说什么。”他说：“今年的名额已经公布了，我们学院伸手，每个学院都要伸手，校长就当不成了，人事处长也当不成了。”我说：“那就只能看材料。有些人的材料，拿是拿到桌面上来了，那也可能有水分在里面。”他笑了一下，“可能，很可能。但是讨论的时候谁会说呢?皇帝的新衣，有人说吗?”
看来龚院长也知道那本书有问题，但不好说。我说：“不要说有水分，就算没有水分，那也是我的材料好一点点吧，何况那一点点是一点点吗?”他也不说那一点点是多少，摇摇头说：“我这个院长跟别的院长不一样，特别难当。”他能跟我说得这么明显，也是向我交底了。我体会到了，这些年来，他也是在走钢丝，不容易。我说：“学院的事，院长该拍板就要拍板。”他笑了说：“有这么容易，历史学院早就跨越式发展了。从我心里来说，有些局面我也还想控制一下。”又说，“比如你的事。”我说：“那我还是希望龚院长能控制一下。”他说：“那也要我能控制得了啊!有些话我在院务会上都不好讲，我讲了，马上就有人汇报上去了。教授委员会开会也是一样的。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希望你自己有个坚定的态度，让教授们都知道，如果把你牺牲了做人情，那是不行的。”我说：“我怎么让他们都知道呢?”他说：“别人是怎么去怎么的，那你也就怎么去怎么，不然还能怎么去怎么?”我说：“知道了。”又叹气说，“要我那么去怎么，好为难啊!”他说：“活着就是件为难的事。”又说，“就这两天了。票投完了，排序就定了，复议那是不可能的。”我说：“知道了。”就出来了。
龚院长暗示我去跟教授们沟通一下，这让我很为难。可是汪燕燕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如果不做，他们的情感天平往那边倾斜一点，我就没希望了。吃了亏我如果不嚷嚷，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嚷嚷呢，人家有个现成的理由在那里，资历。我如果真的被牺牲了，还真的不能嚷嚷，那不是让那些教授们丢脸吗?那下次就更成问题了。
可是我怎么去沟通呢?也学汪燕燕提点什么上门?或者送个购物卡什么的?这些事情，别人做了我没做，那大家的情感就站到别人那边去了。说真的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些教授，他们大多数都教过我的，都是很好的人，也有水平，材料的好坏看得懂。可如果万一呢，万一呢，万一呢?我被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万一”难住了。
正犹豫着，小蒋又来电话，问我拿到那本书没有?我说拿到了。他说：“那你赶快行动啊!”我说：“万一是正式出版的呢?”他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没把握我会乱说?”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院里知道的人好多，可还是要有个人把真相提到桌面上来啊!上不上桌面，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不上桌面人人知道也不是个事，一定要上了桌面才算个事。”我说：“我这就打个电话去出版社澄清一下。”他说：“最后一天了，哥!快下班了，哥!”我收了线，又马上把电话打到太原，问114要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电话，再打过去，没有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
我几乎彻夜失眠了，趴在床上不动，听见赵平平确实睡着了，才敢轻轻翻个身。好几次我想把她叫醒商量一下对策，又觉得毫无意义，她会说什么，怎么说，我都知道。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起来了，等着到上班时间去打那个电话。赵平平去了学校，我又打电话到出版社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一直到九点多，有人接了。我说要买那本书做教材，要几十本，请她查下还有货没有，要得急。那边说尽快去查，要我下午打电话去问结果。我想着下午教授委员会就开会了，说：“我十一点再打电话来问行吗?”她答应了。十一点我再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一直打到十二点，都没人接。
我在心里恨着自己，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我有点绝望，非常绝望，觉得自己又一次被牺牲已成定局，翻盘是不可能的。只怪自己太相信自己的材料了。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你说自己的材料好又有什么用?就像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你说自己的论文好他就给你发了吗?又想到小蒋说得那么肯定，龚院长都暗示了，我就用赵平平的手机把情况发给那些教授们，又怎么样?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事情非常容易，我把内容写好，要致高去转发也行啊!拿起手机我又犹豫了，万一小蒋的信息不准确呢?那我不是诬陷?就算准确，对同事下这么重的杀手，我也非常痛苦。我想着今年实在不行就算了，就等明年，不就是晚一年吗?
中午一点多，小蒋打电话来，问我把汪燕燕的事揭出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怎么不揭出来，不揭你就危险了。”我说：“万一不是那么回事呢?就算是那么回事，那她受的打击也太大了。”他说：“那就算了。”就收了线，过一分钟又打过来说：“我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是不是?”我说：“是的，是的。”他说：“那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的，是的。”到了四点多钟，龚院长发信息来说，你排第一。我想，这怎么可能?天上就算有馅饼掉，也不会砸在我怀中啊!心里对那些教授充满了感激，觉得对世事不必那么悲观，对人性也不必那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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