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这个热情而没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极端异端的思想，并没有寿终正寝。米圭尔·塞维特斯过去那种好寻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气，依然在激励着他。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时，他就象是在发高热一样。他的思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和自由。每一个思想家，一待时机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其势就象扎刺寻找从化脓的手指上流出去：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而出一样不可阻挡。象塞维特斯那样一个热情和过分自信的人，终究不会容忍他独家所有的指导性思想受到压制。他有一种推动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热望。对于他来说，看到新教领袖们继续在传播他认为是错误的教条(如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是一种经常性的折磨。基督教徒怎能继续被“反基督的”错误毒害呢?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我们不能不认为，在那被迫缄口的年月里，塞维特斯看来在精神上备受了痛苦。没出口的语言在他心里翻滚着。作为一个亡命之徒，作为一个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让看到，他被迫保持缄默。塞维特斯最后决定找一个同情者通信，以求进行智力上的对话。因为在他目前的住所里，他不能冒和任何人当面讨论神学信念的危险，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进行讨论。
塞维特斯的灾难在于：他盲目地选中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他希望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愿意赞同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在结交加尔文方面，塞维特斯也许只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恢复很久以前早应开始的对话。在大学时代，他们肯定在巴黎碰到过。但是直到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仑努成为维也纳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后，他们才通过约翰·弗莱朗，里昂的学者和印刷商，作为中间人开始通信。塞维特斯先写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尔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体”的论点赢得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的支持。一开始，加尔文复信的口气象是在改正错误的信条。加尔文自信他的责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栏，加尔文尽最大的努力使塞维特斯认识错误。但到最后，他被塞维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气激怒了。塞维特斯自信地写信给加尔文，那固执己见，稍有抵触就动辄发火的独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释过，你因无视三个神圣的实质性问题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错路”，这就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魔鬼的痛处。最后塞维特斯竟胆敢送给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会怎样愤怒了。“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它，很象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同这样一个无可药救的白痴争辩呢?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摆脱了它。“那家伙的话就象驴鸣，对此，我一概置若罔闻。”
这不走运的堂吉诃德，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不是察觉到在同自满的装甲者对抗，却重新发动进攻。他手持长矛冲刺。加尔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维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这个人，而不是别人。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塞维特斯看来已“入了魔”。塞维特斯不是把加尔文当作最可厌的、最可能的敌手而避开他，却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学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正是这本书的题目就足以激怒加尔文。因为塞维特斯书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复》，他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复》来抗议加尔文的《原理》。加尔文，这病态的、好争论的人，渴望要塞维特斯改变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纠缠不休，现在也实在太过份了。加尔文写信通知介绍他俩通信的中间人，书商弗莱朗说他(加尔文)的时间很宝贵，没有功夫读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白痴的信。同时他写下后来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话。他写信给法里尔：“塞维特斯最近写信给我，除此之外，他还破口大骂我。他的信继续以难以置信的放肆，说我将会发现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他说如果我允许的话，他准备来这儿。但我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保证，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这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塞维特斯得知这一威胁，还是加尔文(在一封已丢失的信里)可能给了他一个含蓄的警告。看来那西班牙人在最后一定认识到他已激惹起加尔文杀气腾腾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为他曾经送给加尔文“盖了绝密章”的手稿而不安。这一文件已落在一个公开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证实是灾难性的。在惊慌之余，塞维特斯写信给加尔文说：“因为你已经发表意见说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粑手稿还给我吧，可能一切对你来说会更合适。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是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不作答复。他不打算把塞维特斯的手稿送还给他。加尔文把那异端的文稿小心地放进一个抽屉里收好。当需要它时，他就能摊牌。竞争双方都知道，在他们最后刻毒的话讲完之后，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塞维特斯的思想里充满了悲观的预感。在这时他写给一个神学家的信说：“现在我非常清楚，我注定要死在这个案件上。但这样的想法不能动摇我的勇气。作为耶稣的一个信徒，我将循着我主的脚步前进。”
卡斯特利奥和塞维特斯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尔文那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甚至在教条的小的方面向这样的人挑战，都是极端危险的。在这些方面，加尔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条理。他不象路德那样狂暴，因而不会受迸发的热情所左右;也不象法里尔的性格那样难弄。他的仇恨象剑一样刺目、尖锐、锋利，但并不象路德那样得自血统、气质、热情或怨恨。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深仇，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他从来不会忘记。德·拉·马合牧师写到他：“他从不以此而怀恨在心”，实际上却是，一个名字一旦印在他记忆的便笺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从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许多年过去了，加尔文没有再听到塞维特斯的消息，于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加尔文继续把塞维特斯牢记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静静地搁在抽屉里，安全地保管起来。箭矢在筒，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里。
有几年功夫塞维特斯没有动静。他放弃了说服那顽固不化的人的尝试，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干他的工作。这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写作《基督教的恢复》的艰辛工作中去。他希望这一本书能起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兹温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们的宗教改革不对头的地方，他的就是对头的。通过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义，塞维特斯的改革要拯救这个世界。因为塞维特斯从来不是“蔑视真理的独眼巨人”，象后来公众嘲笑加尔文的那样，更不必说他是那些自信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时时赞美着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了。塞维特斯在宗教事务上总是保持正规。他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必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信念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真诚充分表现在他所写的书的前言部分的呼吁上：“哦，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您是上天所赐，您将自身启示您的仆人。如此巨大的启示，将使我们不惑。由于出自内心的神圣的冲动，我将承担保卫您的事业的重任。在前几年，我作了第一次尝试。现在，因为时机业已完备，我必须从头来起。您指示我们不要过于谦逊，如果我不公开赞扬真理，愿我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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