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_史蒂芬茨威格【完结】(2)

　　异端的权利

　　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史实

　　斯·茨威格 著

　　赵台安 赵振尧译

　　引言

　　他，虽身处危急存亡，但英勇顽强;他，虽命悬千钧一发，但忠于信念，毫不气馁。在从容就义时，以轻蔑和懔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他被击败了，但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命运;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关于人吃人》

　　“苍蝇撼大象。”这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瑞士巴塞尔城驳斥加尔文原稿抄本上亲笔加添的字句。在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免有些反感，倾向于把它当作过甚其词，那是人道主义者易犯的一种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非夸张，也非讽刺。这位勇猛的战士只不过想把他自己深切而不幸的信念明确地传达给他的朋友阿默贝奇，他坚信自己是在向一个庞然大物挑战，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受狂热的教义所煽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屠杀了良知的自由。

　　卡斯特利奥在这场危险的角逐中向加尔文提出挑战。他象武士那样以笔为戈。他意识到，对一个用物质的甲胄防护着的独裁者作纯精神的攻击，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是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在战斗。一个人，既手无寸铁又单枪匹马，怎么能指望战胜有成千上万的支持，又有全部国家力量装备着的加尔文呢?加尔文是一位组织艺术的大师，能够使全城全国(它的众多的市民迄今为止仍是自由人)转化为严格顺从的机器;能够扑灭独立思想，下令禁止思想自由而有利于他的全部教条。国家权力在他的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种权力机关——市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巡捕和监狱，文字和言论，甚至最秘密的切切私语，都听任他摆布。他的教条已成为法律，任何人胆敢怀疑就要立刻受到教训——用压制讨论的辩论，用彻头彻尾精神暴虐的辩论，用监禁、流放或者火刑，这教训就是在日内瓦只有一条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加尔文即先知。

　　但是那邪恶的狂妄者的邪恶权力远远越过了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各城市把他当作它们政治上的主要伙伴：整个西方世界的新教徒委派这一“激烈的基督教徒”为他们的总司令;国王们和亲王们争相博取这一好斗的基督教教士的欢心。他已经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教会组织，在权力上仅次于(如果是次于的话)罗马教皇所管辖的范围。在政治圈子里，如不让他知道，就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违抗他的意志的事情更是绝无仅有。冒犯这圣皮埃尔的传教士就跟冒犯皇帝和教皇同样地危险。

　　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芳自赏的理想家，怎么会以思想自由的名义，象对待其他的精神暴虐一样，拒绝效忠于加尔文呢!衡量这两个人可得到的物质力量，把其中一人比作一只苍蝇而另一人比作大象，并非夸张。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再者，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多年来，这位伟大、谦逊而高尚的学者，生活在迫害和贫困的双重阴影之下，经常处在可怜的窘迫状态之中。但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这是因为，他既不受宗教的束缚，也不受制于任何流行的狂热形式。直到加尔文杀害了塞维特斯，使他的良心受到了伤害，他才丢下了宁静的工作，代表受到污辱的人权，对独裁者进行攻击。他茕茕孑立，但这才证明他不愧是一个英雄。他的富有经验的敌手有一长列忠实的追随者(或者，即使不忠实却受到严厉的戒律的约束)，而卡斯特利奥却不可能指望任何宗派的支持，不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没有一个大人物，没有一个皇帝和国王庇护他，就象他们曾经庇护过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那样。即使有几个朋友和知己，虽钦佩他的英勇，也只敢在私底下说几旬宽慰他的话而已。

　　当狂热的信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公开保卫一个胆敢信奉受迫害的事业的思想家，的确是有生命和身体危险的。卡斯特利奥所信奉的也绝非个别的情况。他否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那些仅仅因为私人意见不同就有资格伤害任何人的人。在那些集体搞疯狂的时期(这一疯狂不时地折磨着世界)，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胆敢使他的思想不受那种时髦的幻觉的影响;胆敢把谋害(这种谋害常假借为上帝的更大光荣的名义)按其真正的含义称之为屠杀。人道主义的情感迫使他高声疾呼，他说：“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就人对待人的残酷行为，发出绝望的呼吁，声震天穹。人类的懦怯胆小是如此的积重难返，以致于卡斯特利奥和象他那样公然反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样，也需要寻找几个(如果有的话)拥护者。在关键时刻，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找不到支持他的人。他的全部所有，是那些作战好手都具有的那种特性，即在一个不知畏惧的灵魂里，有一颗坚强不屈的良心。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战斗将是徒劳无功的，他知道这一点而恰恰因为这一点，他才毫不犹豫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圣洁的顽强精神使他这个“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战争中永远铭刻下英名。他有勇气坚决反对一个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他对加尔文的长期斗争将永垂史册。此外，就问题的根本来说，这历史性的斗争超越了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时空的限制。那不是一些狭隘的、可下定义的神学观点上的争执，也不是有关塞维特斯其人的争论，甚至不是裁决自由派和正统派新教教义之间的争端。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所驱使的。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它用这样或那样的名义、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复不断地持续着。神学仅仅是一个附属的假面具罢了。其所以要戴上它是因为神学是十六世纪日内瓦(以及别处)的风尚。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我们可以把这场持久的斗争无论叫什么两极都可以：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归根结底，上述名词对我们来说，表示一种必须由个人作出的发自内心的决定，即什么对我们更为重要：是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长》一文中，根据无情的逻辑，证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 这种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们道路障碍的刺激因素。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往往创造一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而这毫无疑义是形而上学意义的理想主义。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象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就这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是为了希望保持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他们的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