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过了没有一年，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招聘团赴湘招收女兵的消息。我激动坏了——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只觉得报上的消息像(被禁止)一样，把我的整个身心都迷住了。我当即就给父母说，我要到长沙去考兵。父母怎么也不同意，说哪有女娃娃成天想着去当兵的?何况你这么小，部队怎么会要你?就是要你了，谁照顾你的冷暖?父母不同意，我就闹，发脾气，使性子。最后，我表姑旷运魁和我大姐的女儿旷湘清——也就是我的外甥女——都知道了新疆要招女兵的消息。她们两人也闹着要去。这一下，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表姑当时已十七岁，旷湘清当时已十八岁，有她们两人同行，父母放心了一些，但对我当兵的事还是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三人不顾家人的阻挠，决心偷偷地去长沙参军。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定的是3月23日，我们从各自家中出发，在衡山县城我五婶家集合后，就一起往长沙走。
母亲最知女儿的心，她说她要去邻居家借(又鸟)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要煮着让我带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里只有八岁的大妹和两岁的小妹，我知道这是离家的好时候，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怀里抱着小妹流着鼻涕哭着送我出家门。我抱了抱小妹，又亲了一下大妹，说，你们要听爸妈的话，姐姐以后有出息了，会给你们买好多好吃的东西。说完，我就飞一般跑了。
母亲借了(又鸟)蛋回来我已经走远了，她老人家把(又鸟)蛋煮熟后，走了十四里地赶到城里五婶家，五婶说我们已去赶渡船了，她又提着(又鸟)蛋往渡船跑。我们正在上渡船，没来得及和母亲说几句话，就要开船了。母亲就那样站在岸上看着我们，我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我没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我到新疆快十年了，还没有回过家，她于1960年3月在长沙去世了。
我出来时上身穿的是表嫂给的一件小花花衬衣，外面罩的是母亲用床单给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禁止)穿的是一条兰士绸裤子，脚上穿的是舅妈做的一双兰士林布绣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伞，一只布袋里面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纸、钢笔等物件。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记得到了长沙后，别人一看我那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笑我是乡下的女娃子，他们特别爱笑我脚上的兰士林布绣花鞋。我一气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线头也择了。
我虚报了年龄，把十四岁报成了十六岁半。然后就是填一张表格，再写一篇自传，去参加体检。最后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过了两天，榜就贴出来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录取了!从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我表姑和旷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兴得什么似的，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郑佩兰：姑侄同进疆(2)
我被编在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一小组。临走之际，招聘团给我们放了有关新疆的电影和歌曲，葡萄满架，果实累累，真令人陶醉和向往，这更增强了我们建设大西北的决心。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奋斗!”“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为长途行军，我年龄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当时汽车的车身比较窄小，我坐在中间，感到很挤。但比起坐在车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驾驶员是一位班长，甘肃人，他和另一名驾驶员坐在我两旁。
我们共有四个大队，三千余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后面的四大队有部分男同志，还有前面几次进疆时留下的病号。整个车队浩浩荡荡，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那辆车是一百辆车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车队有多长，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搞得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来，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经常在新疆与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兵。他们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贯注，眼望前方，趴在机枪后行进，保卫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女孩子们平时都很爱干净，但在西进路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时只能解在盆子里，然后再从车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车上解手时用，宿营时洗一洗，再当脸盆;吃饭时又作盛菜的工具。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那是在甘肃定西的时候，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工具煮，队里的领导就让用盆子。大家怎么也不干，就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那些男兵们煮出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把它当煮肉的锅用了。最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再把它当菜盆饭盆，也就没有人说什么了。
说起吃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记得有一天，西北军区的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见了我们这些湖南新兵就问，小鬼们吃饭了没有?我们用湖南方言同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一个多月都没吃饭了。他又问那你们吃的什么?我们说吃的馒头。我们说完，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时还只把米饭当饭，把馒头当零食。
我们当时乘坐的道奇牌汽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这些汽车是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用这些汽车支援国民党政府。历经十几年硝烟烽火，车辆早已破旧不堪，无不是带着“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溜——
一走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为单车特别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所以一辆车坏后，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很少有能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所以只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滩上过夜。即使这样的车在当时也很少。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们只能轮流着坐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车一轧，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进。车里的尘土整天弥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呼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我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呢，名字就叫《进疆路上》——
女兵进疆真叫苦，
颠翻五脏和六腑。
稀饭大饼吃不饱，
补上一斤河西土。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问，还要一个月，还有五千里，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我那时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确实太漫长了。我们宿营也没有定处，有时是在老乡的驴圈、马棚里;有时是在汽车底下凑合;有时是在戈壁荒滩上;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戏台子上，比较干净，又通风。因为长时间没换衣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长满了虱子，哪里痒一摸就是一个;头上也是，休息时大家还互相帮着挤头上的虮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麻。一路上没有饮用水，干渴难忍，浩瀚的戈壁却很会捉弄人，它经常让你看见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拢后，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见，只是诱惑得你更加饥渴难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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