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人听说，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沉默着。好多人流了泪。院长沉痛地说，都是因为没有药呀，没有药谁也救不了她们。她们死了，就不再痛苦了。
第二天，那位李丽华老乡也离开了人世，又过了半天，另外一位叫陆梅的老乡也去世了，她们和汤佑芳一样，都是吐血而死的。她们最后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想念家乡和亲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家人，为自己还没来得及为新疆做点什么而遗憾。
当时，给那四位老乡擦洗遗体的肥皂都是几位战士凑了一点钱，让我去买的，那肥皂还是维吾尔人用羊油和其他什么玩意儿掺和在一起做的，样子像窝窝头，洗起来有膻味儿。当时，那县城没有内地的肥皂，只有这种肥皂。我一直对战士们心怀感激，是他们使那四位老乡能够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
那一周是我一生最为悲痛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都是她们那痛苦和绝望的表情，以及她们弥留之际的模样，怎么赶也赶不走。
她们的遗体埋葬在开都河边，自从离开那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
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1)
我一直认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它既有美丽光明、动人心弦、让人魂牵梦萦的一面，也有灰暗复杂、难以琢磨、让人伤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给你带来幸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把你带进命运的冷宫。我就属于后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会很大。
他是政治处主任，已有妻子儿女，他的邪恶、自私和极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当时才十六岁，还不知道情感是什么，即使对爱有所向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样，是白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领导，也是父辈。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怀有非分的企图。他对我除了关心之外，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当的举动，直到那颗手榴弹猛然炸响。
根据他事后的交代，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决定先借他八岁儿子的手杀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弹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在他母亲面前玩那危险的玩意儿。手榴弹冒了烟，在地上打着转，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孩子的母亲看见了，她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抱在胸前，扑出了屋子……
手榴弹爆炸了，孩子的母亲受了伤，孩子平安无事，但他的意图却暴露无遗，他被判了三年刑。
此案当年曾震动新疆部队。
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中国共有三次离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这第一次的情况尤为复杂，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因为大量的人员逃到台湾或海外造成夫妻分离外，也有共产党内的不少干部因进了城，当了官，受了新环境的影响，要离开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队当时也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革命前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时，就是父母为他娶的童养媳，多年操持家务，加之生活本来的艰苦，又大多一字不识，革命成功后，她们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官太太”。女兵们年轻，有知识，在部队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里，如果以前没有结婚，作为领导，只要看上谁，就可以娶谁，这无疑是很具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写信回家去离婚，但像这位主任这样极端的，的确罕见。
我是无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谋者，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闲言碎语很多，人们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样了。我从此背上了黑锅。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使我本应该很顺利的人生从此充满了坎坷。
至今尚有许多女兵讲起我的苦命，还嗟叹不已。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在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难和危险的代名词——它又是如此广阔，你刚才也说了，你一直希望采访我，但你环塔里木盆地采访结束后，仍没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帮你打听到我的音信，我也没有跟你讲述这一切的机会。
是啊，这几十年来，我被命运驱赶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与朋友和老乡联系啊，除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的下落。
我是1950年12月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我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我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但因我是独生女，四岁时就跟奶奶过，奶奶舍不得我走。她对我说，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死了，你再走。我就开玩笑地对奶奶说，你要活一百岁呢!我没有听奶奶的话，没想奶奶三年后真的去世了。我当时正经历我年轻人生中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没想又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心中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
我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奶奶。没想那是我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没想那次告别成了永别。
到了焉耆，我分到二军六师十七团宣传队，任副班长，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听说喀什出产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米饭吃。有些地方太荒凉，湖南女兵不下车，别人端一盆米饭过来，湖南女兵就下来了，心想，这里有米饭吃，还不错;对付不下车的山东女兵，则是抱来一捆大葱。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即就回绝了。我说我不会谈对象，因为这不健康，是思想问题。他每次来找我，我都这么说，把他顶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作罢，把扣押的信还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给我来过信。
因为我是城市贫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队后，组织上就不停地出面为我介绍对象。给我介绍过参谋长、营长、教导员、股长，我都没有同意。
但我没有想到政治处主任会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所以女兵们跟我一样，都很信任他，觉得他既是首长，也是长辈。他给我谈了之后，我当即就回绝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尽可能地避开他，就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应你，你也不应该这么做。没想他最后丧心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儿子，来达到自己罪恶而卑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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