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们都很累，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
我睡着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副营长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脸上流着血。血不停地流，顺着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开，血红一片。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只用很热的目光盯着王惠芝。我和王惠芝则躲在一边笑。她说床上躺着睡熟的人并不是她，那是一个空壳。说完，我们就跑开了。跑进沙漠，又跑进戈壁滩，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无论跑到哪里，都可以见到流着血的副营长在那里坐着，看着躺在他面前的王惠芝。最后，王惠芝说，我会飞，我会飞到天上去，他就会看不见的。她说完就真飞了起来，还咯咯咯地笑。她在空中越飞越高，最后看不见了，只留下笑声还在天上响。我呼喊她，叫她回来，她说，我不回来了，我要飞到妈妈身边去。我很难过，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但我怎么也醒不来。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它像是从梦中发出来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然后，我又听到了一声枪响，营区一下乱了起来。
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2)
谁在打枪，谁在打枪?
好像在女兵班那边。
莫不是土匪袭营吧?
可能是哨兵的枪走了火。
到处乱哄哄的。
我仍迷迷糊糊的，好像那个梦还没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没有动静。我又推，一边推，一边说，看你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土匪袭营了呢，看土匪来把你扛走当压寨夫人去。推着，觉得手上黏黏的，一摸，王惠芝头上冒着热热的东西。我赶紧下床点了马灯，一看，妈呀，她已死了。她头上被打了一枪，血已把枕头渗红了。
紧急集合哨吹响了，脚步声把月光踏乱了。我跑出去，哭着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人们都朝这里涌来。
我哭了起来，我用水擦她头上的血，但怎么也擦不干净，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着她，给她洗脸，梳头，换上干净点儿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亲人一样，给她一点儿照顾。
她很安详，像仍在熟睡。只是脸上没有血色，惨白得很，我已感觉是他干的，我想骂他，但哽咽着没骂出来。
副营长也被抓住了，因为他拐到那个干事那里，想把他也打死，但干事跑了，没有打着。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他要走了，就是这样走的。
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刚枪毙，上头来电，念他保卫过延安，念他是战斗英雄，当连长时带出的连队是战斗英雄连，先不要枪毙。但已晚了。听人说，枪毙他时，他啥话都没有说，只是念叨着，惠芝，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为王惠芝伤心，觉得她命苦，也为副营长伤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却给自己弄了那么一个结局。慢慢地，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他们更可怜。副营长是为爱而死的，王惠芝是因为被人爱而死的，而我们好多人却没有。既没有被人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迷迷糊糊就一起过日子了，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
我的婚姻是这样的，五三年，我在学生队当分队长时，领导找我谈话，把我介绍给学生队司务长。他是四八年从傅作义部队起义的，比我大九岁。我自然不同意。后来领导就找我一次次谈话，我忍受不了啦，就说我们先谈谈看吧，我还没跟他谈过一次话呢!结果上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当啷就让我们结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对婚礼也没什么感觉，所以除了记得年份，是哪月哪天结的婚都记不得了。
结婚之后，我就到四十七团商店当售货员，不久，又派我到哈密去学做食品。学做面包、点心、蛋糕，后来做出了名，还上了报纸。丈夫则到石河子速成中学学习，学完后就到连队当指导员。但由于他脾气不好，老跟领导顶牛，被降为排长，就当了一辈子排长，最后以排长退休。
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但我已活了六十七岁，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人世上活下去，我做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
而王惠芝走了，走了快五十年了，不知她的灵魂是否已安息，我很怀念他们，我想趁这个机会，祝愿他们都安息!
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1)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这两间土坯房，原已因垮塌而被人废弃。我对它做了修葺，把残缺的墙补好，找来一些杨树，抱来一些树枝，和了一些泥，做好了屋顶，自己又修了灶台，便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居所了。
这里处在小城的边缘。不远处便聚集着来自乡下或异地的流浪者，他们靠出卖劳力或贩卖水果及廉价的小商品为生。
我居所面对的一片庄稼地是我心目中的公园，我经常到那里散步。住处周围的空地我自己开垦出来了，竟有一亩多，我在地的周围种了石榴和杏树，用七分地种小麦和玉米，剩下的地种各种菜蔬瓜豆。靠这些地，我原来可以勉强生活，但年老后，我做不动了，连一些蔬菜都伺候不了，全部身心都要用来应付自己逐渐病弱的身体，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顿。
我还有一千多册图书，那是我的精神乐园。我当兵前就读于湖南大学英语系，至今还能读英文原作。当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命运，当我感到人生寂寥之时，当我无法承受生命的沉重之时，我就会翻翻那些散发着岁月气息的书籍，我能从那里得到慰藉。
书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财富。
我的书大多是“文革”后购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册书在“文革”中被人焚烧了，只戏剧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恶》，由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所著，是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20世纪初的版本。它幸存下来，是因为焚书的人不识英文，问我那是什么反动书，我说是政治书，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边。我的这本书现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个世纪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说的，这本书都可以证明。我不愿说的，这本书也会知道。
可以说，所有的时尚都难敌革命的时尚，因为它显得那么崇高，崇高得让人难以抗拒。我们这个民族的20世纪，基本上就在革命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很多人凭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够适宜去为这个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他们没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战场。比如我，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师，致力于培养一批掌握这门语言的学生，而我却来到了这里。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是那么坚决，谁也阻挡不了。现在，我当然还要勇敢地面对它，并不是因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这种境地何尝不好，隐者，现代社会的隐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这种选择归之于命运，因为是我改变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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