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二十多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难以摆脱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内心也就更痛苦。
自我入伍那天起，这块石头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直到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于是，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1)
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在长沙。抗战时父亲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弟，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横在路的两边。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火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终于通过体检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数路上的汽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
来自湖南省，
三天没吃大米饭，
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
坐在臀下面，
进入甘肃给灾民，
也是为人民。
…………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弥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接着，响起了王震将军浓重湖南口音的、具有职业军人特质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
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
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
那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迪化当时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的时候，这里的冰雪才刚开始融化。露天宿营，大家即使紧紧地挤在一起，也冻得受不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挖地窝子。根据地形，地窝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个班，有的住两个班。没有想到，我们留在新疆工作，却连个住处也没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里的穴居人。
当时的生活那么艰苦，我的确没有想到，有句俗语叫“当兵吃饭”，有的人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才去当兵的，而我们当时却根本吃不饱，穿不好。微薄的津贴捐献去建其他厂矿，粮食被省下来了，军装被省下来了。刚到新疆时，穿单衣冷，穿棉衣又热，但就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么办?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我瘦得只有三十八公斤，八个月没来例假。有好多次，干着干着活，就起不来了，最后终于住进了医院。当时的病号饭是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稀饭可真是稀饭，稀溜溜的，能照出人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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