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子业是一种典型的“意萨司”(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古代中国一直发挥着将教会于教育合一的功能，是施行科举制以来的最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行为，它极其有效地建构着政治社会，并将那点可怜的市民社会引渡到政治社会的笼罩之下。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以精巧隐慝的方式，通过读书人这种业余牧师，牧羊人将主要的国家观念与行为规范楔入民间，在普及教育时建立起“文化权力网络”。通过日常生活熏陶和梯次训练，惩戒，选拔，评估等手段，造就人们对帝国秩序的驯服，从而确保其生产关系的稳定绵延。
举子业尽管不是技术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行为。因为它极大地巩固了那个“家产制官僚体系”(韦伯语)，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并通过精神催眠有效地将精神奴役的枷锁套在每一个人头上，使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接受“意萨司”所给定的名义，职能。
综观王阳明的一生，他并不反对举子业的这种“意萨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辞章讲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这套功能了，才来奋起谋求新的转换，来努力重建新的话语-权力模式的。日后王学的影响是相当“波澜壮阔”，但也只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终于没有打入举子业，从而未能事实上改组“意萨司”，未能改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而没有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
5.学文乃余事
在达芬奇大绘其画时，我们的传主回到他的老家余姚组织了龙泉山诗社。
结诗社文会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阳明的龙泉山诗社在明人社团史上不足挂齿，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难得的造化了。怎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不过，中国文化人自有在万山丛中一溪迸流的本事。不信，你看王阳明不就是单用一颗“心”在与世界抗衡，并达到了与马丁.路德，尼采，海德格尔异趣同工之境?
当然，二十来岁的王某人，还像《水浒传》的焦挺---没面目。他还在痛苦的“起飞”期，艰难的寻求出路探索过程中。结龙泉山诗社，只能说培养了他将来组织书院、搞社会活动的兴趣，不象白沙的心学那麽苦行孤意;还有就是诗人兴致辅助了心学的诗学特色。
社址在龙泉寺，处龙泉山南麓，面临姚江。1980年因改建而拆除了前殿，大殿及内部建筑至今尚存。阳明当年赋诗说：“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社员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联句，相互品评，切磋文艺，比较书法，游山玩水中寻找好诗题，也下棋对奕，陶冶性情。基本上是名士派的生活。阳明自然是雄者，是领袖。当时有一位退休的大僚与阳明联句，每有佳句即被阳明先得，大僚真心的说:“老夫当退数舍”。
阳明在办诗社时期的诗文不好判断是那些，好在这个插曲为时甚短且不重要。钱德洪编为续编的作品(今《全集》卷29)，是“作于弘治初年”的，可他又说是乃师“筮仕之始”的习作。王“筮仕”之年是弘治十二年，弘治年号共用了十八年。所以，钱氏的话，极可能是指从弘治初年到十二年王中进士之始。细看是编作品的内容，这个理解大致不错。如《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正是落第举子的心声。次某公韵的作品多也是佐证。次魏五松的很多，且多不甘自壮语:“乡里正须吾辈在，湖山不负此公来。”(《雨游龙山》)“飞腾岂必皆伊吕，归去山田亦可耕。”(《松荷亭晚兴》)这些也象是未登仕版、自己哄自己的说法。
什么独秀台，严光亭这些隐逸气的景观，都不能慰平这个怀揣着成英雄成圣贤之光荣梦想的青年人的内心紧张。“孤吟动《梁甫》，何处卧龙岗?”(《春晴散步》)他真正向往的境界是“孔颜心迹皋夔业”---内心成圣外有事功，最为心仪的自然是被杜甫称赞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孔明。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脉心学灯传都推崇敬仰诸葛亮。显然，圣雄兼得是他们完美的人格理想。
《赠陈宗鲁》可能略晚于诗社时期，真有了点“上国游”的雍容，有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七子复古的话语背景，少了龙泉山之鹰的苦闷与焦灼: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开头是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中间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学派头了。最后回归到孔圣人的出发点上---行有余力才学文，“成圣贤”还是他心头“第一等事”，而且己欲达而达人。最后综观阳明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说，他的学术话语更多孟子的论式;他一生行事颇多孔子气象。
21岁中举之后，他就在京城与余姚之间两头跑。1493年，癸丑，弘治六年，应当是夏秋季返回余姚，结诗社。在老家呆了两年多，为赶丙辰(1496年)会试而于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洪武定于二月初九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需要体力和准备，他北京有家，稍早点来在情理中。丙辰虽落榜，但他还是感觉到都会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开眼孔看世界的关头。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后，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进士及第，释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边缘。
6.文章体道
“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学造诣、艺术水平，这里也是兼指阳明诗文的艺术成就，这又应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随世就辞章之学”时，他又说:“学文乃余事”，显然并未忘记成圣成雄这个总纲。
他遇上的文学总形势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杨之台阁体的复古思潮。三杨因所辅皇帝年幼，又能与太监周旋，遂在位久，任阁臣都在40余年，是历史上罕见的长命宰相。也有人归结为成祖善选人才。三杨从成祖始历事四朝，而且达到“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地步，还真不容易。杨士奇，杨荣，杨溥，虽各有其可讥之处，但能久立不败之地，亦是奇观。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明史》本传赞)。他们的台阁体，现通行的文学史均多讥评，于此不必深究。作为一种“官样文章”，如今日之报章体时文，自是一种可入世流行却难以传世的东西。虽不能说入时必媚俗，但难有高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被取代也是当然之理。因为人是超越创新的动物，再保守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长久地被一种文体垄断。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是李东阳，他是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这一茬人的宰相。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称善”，遂“入阁专典诰敕”，没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这大概是文人从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门，是从李白到龚自珍这一路业余宰相最为梦寐以求的道路。“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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