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还原回去，用境遇伦理学的眼光来打量，他此时的处境和心境，都值得大加表现和渲染。他父亲已被刘瑾借故弄到南京去了。余姚老家，更是关山阻隔。犯人的处境在刘瑾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呼吸成祸福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是标准的“如履如临”。更何况还有可能的谋杀在等待着他。有个叫许天锡的言官，与阳明是同年进士。他出使返朝，“见朝风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发了瑾数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祸临头，遂夜写“登闻鼓状”，准备尸谏，让家人在他死后奏上。然后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锦衣卫把他勒死的。当时锦衣卫分头跟踪他们的目标，阳明更在被跟踪之列。与王接触要担风险的。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为他送别。这说明“道不孤，德必有邻”，正气是不会灭绝的。正是这种正气，使他们相濡以沫，用伟人的标准自律并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们要在鸡鸣风雨之中，用带血的双脚践履圣学的道统。这不仅见出阳明他们的"不为仓菌谋"的心力，更见出士子儒学的道义力量，因为他们的心力正产生于这个道统。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阳明的独特的思想道路。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经过正正反反的折腾，他深切的感受到:“道器不可离，二之即非性。”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道术一体”的观念。器，属于具体的范围，但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如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道器不离也好，道术一体也好，都强调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五行八卦”思维留给中国人的古老遗产。要想做到这一点不是个思辨问题，而是个身体力行的问题。单靠辞章注疏解决不了。甚至任何“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随机应变”又无往不合大道的“智慧”。
就现在的王阳明而言，给他支撑的，他也渴望得到的，正是“有效”的道术一体的智慧。怎样才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儒学道统给了他信念，但没给他具体的方法，给了他原则没给他“当下此刻”该怎么办的艺术:既反对流行的这一切又要与它们并不“我死你活”的矛盾下去?如何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重新开局”?只有这种智慧才能救得了他。自然也只有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思想智慧才是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能给现代人智慧的话题。而且是从失败中挺立出来，再造辉煌的智慧。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学或思想都是为了养育这种智慧。
阳明一直寻找的也正是这种智慧。无论是兵家还是道家和释家，现在百川汇海，万法归一，通道必简，凝聚成一个也是所有的问题:怎样将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那些经传注疏只是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有什么真切的指导人生的意义?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退化为习惯。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他此时感到了讲玄虚空寂的释道两家在面临尖锐的生还是死，以及如何生与死时，几乎全无用处---“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他现在开始拈出后来心学普度众生的修养法门了:什么“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寻找无念头状态。助，是人为地来“拔苗助长”。王氏本人区别于其后徒的一个“指标”是王始终坚持“事上练”。找“忘”是坐枯禅。既要在事上练，还不能堕入缠执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在做事中体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遗忘了存在。也不能在体悟存在时反对做事，不会做事，败事。用他的话说即“践形乃无亏”。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后儒将朱子“派”为“道问学”，将陆九渊“派”为尊德性，并强解析为水火不容的两派。至少此时的阳明并不反对“道问学”，只是要求在问学时，去掉溺于支离破碎字词析义的毛病即可。
“无为气所役，无为物所疑。”
“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残。”
7.北风送南雁
他是在料峭春风吹人冷的时节，离开他本要大展宏图的京都的。
汪抑之，湛若水，崔子钟等人为他赋诗以壮行色，他也在他们的呵护中渐渐复苏了精神的活力与信心。虽不能说失败的打击与痛苦已被彻底克服，但基本上是莫予毒也了。他"南游"走了不到十几天，就再次赋诗申述前几天答诗的未尽之意，并且在梦境与他们重逢。毫无风刀霜剑的威逼感，并且再三念叨他们要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经典，必然是他这种如"惊鹊无宁枝"者的家园。心学家是热心肠思想家。
但是刘瑾是冷心肠政治家。于公开打击之外，他增加了超法度的暗杀。他的逻辑很明确的黑社会规矩:要么是我的朋友，立即升迁;要么是我的敌人，必欲置于死地。王阳明本是可用之才，但他既然不为我所用，就尤其要杀之而后快。因为他有才。极可能是王出狱后的活动使刘瑾感到腻歪，才在阳明出京之后决定追杀他。要不然，是不必大老远的非到钱塘江才下手。王惹恼刘的地方大约是他又与文人诗酒唱和，不老老实实，"悔过自新"，还乱说乱动，尽管王留下来的诗中没有直接骂宦官的句子，但刘瑾是最腻烦文人结团的，象日后的任何大独裁者反对文人抱团一样，如张居正，清政府。自然，他把干掉王的计划交给下面的杀手去执行后，他本人就忙着搞财政改革，取乐去了。大人物不总记着小人物的死活。象阳明这样的六品主事，只要不抱团，永远也翻不了刘瑾这个大船。
为什么非选择钱塘江?不定在芦沟桥，或沙河，黄河?也许是在那里才追上。还有一个刘瑾的党羽在哪里更得力的问题。自然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此事的真伪。因为，锦衣卫杀人是肆无忌惮的，会兜那么大的圈子，费那么大的劲?更主要的是在阳明当时的诗文中没有这种刀光剑影的丝毫痕迹---这自然也不足为没有此事的证据。从来就有两派：毛西河等认为“谱状乃尽情狂诞”;冯梦龙的「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则详细如小说家言，写锦衣卫二校胁迫阳明投江，阳明在别人的帮助下骗过二校，假装投江，然后趁船至广信，等等。二说都是以意为之，不足深信。
所以，我们还是不妨按《年谱》及查继佐的《王守仁传》来复述这个故事。"故事"说:锦衣卫杀手追到江畔，阳明虑难得脱，急中生智，用上了当年习学侠客的那一套本事，将衣服鞋帽或投至江中，或搁置江畔，成功地布置了自杀的假现场，骗过了那些职业杀手「这其实很难。江水滔滔，杀手们看见江中衣帽须距离很近，距离近则能看见真相。距离远，走到跟前则看不到任何现场。再说锦衣卫的人岂是等闲之辈?」然后，他偷偷地爬上一条商船，船是去舟山的，并忽起飓风，他们一日夜就到了福建界面。他爬上武夷山，如惊弓之鸟，一气窜入深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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