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红色革命的暴发地，是让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头痛的地方。江西与湖南、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地自古至今都是极穷苦极易发生民变的地方。
官府有官府的立场，百姓有百姓的立场。官有清浊，民有顺刁，阳明是个清官，他面对的山贼也是五花八门的，既不会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也不会像后来的正史说的那么好。他们有他们有道理的地方，也有他们耍蛮、暴虐不仁、欺压良民、为非做歹的应该镇压的地方。我们应该坚持绝对理性的立场，无须为王辩护，也无须用老式的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土匪。因为当时百姓不会写书，我们无法看到他们到底对当时的揭杆而起者是个什么态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差不多是一毛与九牛之比。记载阳明事迹的又都是与他相同立场的人，都是坚信剿匪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他们的话是必须加以分析才能接受的。
真正让阳明哭笑不得的是，他本来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民，我同胞也;现在，他却不得不向他们举起屠刀，来镇压本来可以成为圣人的也有心本体的与他一样的人，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问?若在俄罗斯宗教型思想家那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王某人这里，却毫无困难。因为确立了仁政理论体系的孔夫子可以诛少正卯，阳明最心仪的孟子是主张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帝王都可以诛杀的。再说，尽管儒家是世界级的和平主义教派，但它从来没有承诺绝不杀人，在刑法与道德这治国的两轮之间，孔子明确表示他要“执两用中”。阳明是孔子的好学生，自称是圣人的真骨血，绝对能完整准确深入领会圣学的真精神。
他有一个法宝：就是与民众的大多数保持一致。这既是儒家民本原则的“当代”体现，也是市民社会有所养育的当代表现。他有句近乎极端的话：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这即使不算平民宗教，但很有的那个意思了。这个思想一点也不妨碍他去镇压民变，反而是他去镇压的价值支点，他不去除暴怎么能安良，在匪徒出没的广大区域，民不聊生。他们遥望王师救他们出水火之中。然而腐败的政府既不能保障民生，更不能保障民安。久而久之，不想当强盗的良民也不得不“入伙为安”，愚夫愚妇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永远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在给国家交纳的税粮中包含着让国家养官养兵以保障纳税人安生安全的期待的，但官敲诈盘剥他们，兵比匪还心黑手辣。--王阳明剿匪就不用国家正规军，他知道大军一过，百姓几年之内没法正常生活。他是个为大多数民众着想的好官。
由于明朝有军功、恩赐、贡举、科考几大渠道出产官吏，官多岗位少，南京六部是板凳队员，还有大量的隐蔽失业的官员，造成官场竞争空前的激烈。阳明等到四十五岁才得授去剿匪的实职，还是因了兵部尚书王琼的特别推荐。
琼是太原人，能打会算，以敏练获宠圣上，人皆服畏。他正德十年才当上兵部尚书，次年就举荐了阳明。他反对大兵剿匪的办法，才特拔阳明这样的人才。他废除了当时通行的用杀贼首级论功的作法。他说这是秦始皇留下的坏传统。在边关可以论人头，在内地绝对不可。他说：“现在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以冒功，还纵贼行动以创战绩。自今内地征讨，只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董卓杀民以冒充杀了黄巾军的虐行还在上演。对于那些平民来说，被官军杀了还得留下“匪属”的罪名给亲人后代。
王阳明自称正在尸位素餐、因循岁月，却于九月十四日忽然接到吏部任命他当南赣佥都御史的咨文，既惊惶感动又不知所措。这个使命是出他意料外的，他早年练就的“先知术”没有发挥作用。他思考了半个月，给皇帝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致仕就是退休。他是个语言大师，疏文写的极好，短短的篇幅一波三折，横说竖说，无非是身体不好，才能低下，不敢误国败政。中间有些插曲性的话颇可玩味：“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下面说自己得显官怎么会不欢喜?只是怕干不好云云--这是阳，真实的意思是我过去粗心浮气、狂诞自居--你们从来也没想着要用我，这是阴。阳虚阴实，大有我这里都过了景了，你们才起劲了，真让我涕笑皆非，如手持鸡肋。去年，即正德十年御史杨典举荐改阳明为祭酒，这个活儿倒与他这个讲学家的形象般配--但人家腻歪的就是他的讲学，怎么会让他成为“奉旨讲学”的祭酒!
突然让一个礼宾司的白面书生去当剿匪的巡抚，他若朝发夕至的去上任有点发贱，若说死不干，就再也没机会建功立业了，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头思想家--这绝非他本心本性所能甘心的。像朱熹那样活着啃死人书死了啃冷猪头，在他觉得那是非常可怜的，辜负了这只能有一次的生命。
怎么办?就算是夕阳红，也比阴霾一世强得多。再说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权力又让它失之交臂，这也不是心学家要干的傻事。那就成了迂腐的呆道学。微妙的“度”，或用他常用的术语“几”横在眼前，怎样有利、有节的发了牢骚、表示了谦让，还能把握住机遇--他在最后提出让他回家看看他奶奶，然后就去上任--这与上疏的文题、前面的正文相矛盾了。他自圆的办法是：我上次请求退休、请病假都是为了看我奶奶，与她得诀别一面，现在我提这个要求也许违反条例--言外之意是你们自然可以不允许。
他递上含义复杂的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方向走。他后来的谢恩疏上说是在杭州等待旨意，《年谱》说十月回到了老家山阴。估计他肯定不会在杭州一直傻等着，杭州离山阴很近了，而且他与其在杭州等何不在南京等?
那种文牍政治的行政效率也着实可笑。十月二十四日圣谕下：
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 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
这道圣旨也没有启动阳明的“心机”。他依然号称在杭州，其实往返于“山阴道上”。十一月十四日兵部又续下一道批文，内有皇帝切责语：
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阳明因见 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
兵部奉圣旨，命令：
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但是，他还是继续等，等到十二月初二吏部又下文，正面回答了他的请按原官退休的上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次，他不敢再玩名士派了。原先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等皇帝的申斥其实是在等皇帝的再三诚聘。他身体不好是事实，剿匪这种活儿容易失败而不易见功效。他前面的御史就是畏难而以病辞职。再前，也有招抚土匪而土匪又反戈，从而落职入狱的。也有不屑于为流氓皇帝卖命的。现在 一切都不用再说了。初二下文，初三他就告别美丽的杭州城，走向日渐坐大的那些巨寇，走向积年匪患丛生的深山老林。这一走就是五年，而且是百死千难的五年。能得以生还，还建立功勋，真是大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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