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 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
趋易避难乃自然人性，更何况理学之变化气质、集义为善之类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王阳明把善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只要有个向善的态度、去掉来自经验界的外加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人性的复归，明心见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识道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无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难“多闻不悟”反而有损道行。还是回到只做诚意的功夫的这条道儿上来简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为是，王阳明的事功又正好证明了他的学说是相当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义的学说不是天下最好的学说么?不再划分两个世界，让人从此岸「事实世界」努力到彼岸「价值世界」，而是一脚踏在价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无施不可了--要讲学就讲学，要打仗就打仗。后生小子怎么能不趋之若骛呢。
3.教典问世
与此大好形势相配合，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老师的语录--《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只是今天的《传习录》上，包括徐爱记录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与陆澄记录的一卷。而《传习录》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阳明论学的书信。《传习录》下，则是阳明死后，钱德洪等纂集许多学生保留的记录而成，未经阳明过目，更谈不上什么审定，所以显得有些乱。
薛侃所刻的这个《传习录》的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科学永远解决不了道德问题的命题。而王阳明的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这自然简易明白了。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做“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的其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他此前的诸如此类的倾向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 、吴与弼等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控制，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二」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论，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的道德修养工夫，与朱子说的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不同，王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有机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石破天惊的说法，在当时却连徐爱也都吓了一跳的，更别说别人了。它的震动性与挑战性也正在这里。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只有师徒授受这个渠道最有力。书籍的流通有地域性的限制。
《传习录》的刊刻流通，以及阳明完成的事功，都为阳明学做了“广告”，一时形成四方学者云集的局面。这些远来求道者，一开始住宿于“射圃”--教练射箭的体育场，很快就容纳不下了，又赶紧修缮老濂溪书院，让莘莘学子“安居乐业”。阳明也暂时无战事，得以专心与同学讲论“明明德”的工夫，指导他们以诚意、自信我心为本要的修养方法，把为善去恶的思想改造变成日常的自然行为--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道德修养准宗教化了，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只要诚心诚意。
这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吗?
人们已经给阳明戴了许多顶帽子，老式的唯心主义之类就不用说了，尔后什么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知觉主义等等，都各成景观，未为不美。固然“说似一物即不中”，别人的帽子定义不了心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极形而上又极实用，既神秘又实际，能内向之极又外化之极，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只有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描述它才庶几乎少耗损些语义。因为只有现象学能将一切有意义的陈述毫无保留的译成关于感觉的陈述。而离开感觉的表达无法再现心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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