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半夜，大格格突然使劲敲老五的门，把老五硬从睡梦中拽起来。大格格站在院中，冻得有些哆嗦，她问老五到董家看没看到琴。老五问什么琴。大格格说是胡琴，就是董戈老不离身的那把胡琴。老五想了半天，也不敢肯定胡琴是在还是不在，他说他的心思在找人上，没在找琴上。大格格说，要是琴在人不在，就是董家出事了，要是人琴都不在，就是走了……。老五坦诚地说他真没留神琴的事，过几天不妨再去看看，说不定董戈就回来了呢。大格格自言自语地说，回什么呀，已经没了好几天了……
后来，老七舜铨陪着大格格去过一趟南城，代董家而居的是一户卖炒肝的小买卖人家。大格格进院的时候那家的一家老小正围着一个绿瓦盆翻肠子，粘兮兮一盆腥汤，臭烘烘一地脏水，让人捂鼻。对于原来的住户，翻肠子的人家是一问三不知，并说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房子空空如也，别说家具，连耗子也没有一只。大格格又问有没有琴，那家人说，耗子都没有，怎会有那东西，我们来的时候，这屋里连炕席都给揭了。这一切让大格格想不通，她不相信把戏看得比命还重的董戈会扔下心爱的玩艺儿而一走了之;她也不相信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就能这么莫名其妙地分道扬镳了。大格格颓然地坐在那肮脏的台阶上迈不开步了，风扬起地上的灰尘，向她扑打过去，将她那张失望的脸埋藏在昏荡沉暗之中。一只老鸹落在院里枯叶落尽的枣树上，枣树枝颤了两下，终于托住了那份沉重，沉重的树枝衬着背后初冬阴惨惨的灰云，那里是一片虚空……。老七从台阶上拽起大格格的时候，只感到她浑身发僵,轻飘飘的身体好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董家母子就这么消失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再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过他们的一点儿消息。事后有人分析，说这一切当跟警察有关，那个警察完全不用自己出面，他只要借日本人的手，想让谁消失谁就可以消失，一切都会不留任何痕迹……。但谁也没有凭据，不能妄说。
大格格恍恍惚惚地嫁到宋家去了，那天临上轿，还在问董先生来没来。
七
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至真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诚然，现今的大格格没有琴师护驾也没有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心灵的情调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与医院的德国护士有染，女护士回国，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的格格竟是这般风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抱琵琶另有别弹，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了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有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被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顺城街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息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顺城街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捆一个结，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又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边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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