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被我们称为老狼的舅姨太太很得意地对我说，老了老了我托了儿子的福，这真是几十年来没有料到的，亏了当初宝力格从王府跑了参加了共产党，他要不跑，顶多跟你们家老四一个样儿，吃喝玩儿上门儿精，却没什么真本事。倒是成天能在我跟前，有什么用啊!看来儿子不用多，管用就行。我说，您老圣明，这话您跟我怎么说都行。千万别让老四听见，让他听见了准得跟您急。
舅姨太太在“儿子”的庇护下活得充实无比、心旷神怡。
“文革”中我们家所有人员都在劫难逃，常来舅姨太太家请教满文的大学问也进了牛棚，舅姨太太的小院里却是水波不兴地静。没有谁愿意冒风险碰这个年近九旬的老太太，她已经老得直不起腰了，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正愁死了没人埋呢，何苦找那麻烦?更何况老太太还有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神秘莫测的儿子，谁能说清他是干什么的?那年月，说不清楚的事情太多。
随着“文革”的“深入”，三百元年俸停了，八元生活费也再没争取得来，舅姨太太处于退而无路的绝境。那天，舅姨太太带话来说让老四过去，老四正被造反派关着。走不脱，我就过去了。舅姨太太问。怎么是你来了，老四呢?我说老四不便出门。舅姨太太问怎么不便出门。我说他被剃了阴阳头。舅姨太太问何为阴阳头，我说就是左右各半。舅姨太太说，这倒是怪，怎么不剃成前后各半呢?要那样造反不就又造回大清了吗!我赶紧捂住老太太的嘴，叫她不要胡说。我说，老祖宗您再不要给我们家找事儿了，我们家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舅姨太太说，你们怕，我不怕，我的儿子是共产党，你看街上那么闹，他们就不敢到我这小院儿里来闹，外院儿出版社的大字报都贴满了，谁敢给我贴一张?我不便再说什么，就问她找老四有什么事儿。舅太太说让老四通过他的朋友给宝力格通个气儿，将她目前的窘况告诉她的儿子。我说，那个宝力格根本就不是您儿子，是老四哄您呢!老太太不相信。我说，宝局长十年前就调走了。老太太说，我不跟你说话，你还是给我找老四来，这件事儿我就认老四。我拿老太太的固执没办法，心里真把老四恨死了，当初是他系下的死扣，如今却要我来解，这么一想就觉得把老四关死、斗死也决不冤枉。眼前我只好顺坡下，答应替舅姨太太去找儿子。
街道给我母亲下命令，让母亲把舅姨太太接到我们家来，其原因是街道对这个孤老太太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家多少与她沾了些亲戚关系，所以老太太理所当然该由我们家收容。母亲身体已经很差，几个儿子死的、走的、关的、管的，身边只剩下了我，接舅姨太太的任务非我莫属。
接舅姨太太那天，出版社的大院里站了好多人，出于好奇，谁都想目睹昔日王妃的容颜。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和皇后莫尼克公主在中国电视、报纸上进进出出，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那毕竟是外国的王爷、王妃，人们更想看看中国自己的土著，看看现成的札萨克多罗亲王王妃。这无可厚非，我当然不能阻挡人家看我的舅姨太太。
那天的太阳金光灿烂，我骑了一辆借来的平板车来到镜儿胡同3号，平板车进不了偏院，就停在昔日的垂花门口。我进院的时候舅姨太太早已收拾停当，抱着小包袱坐在院里的台阶上，看我进来。她朝我一笑，就像当年我攥着萨其马向她请安时她那一笑一样，不同的是现在她的嘴里一颗牙也没有了。望着衰老、单薄的老太太，我的鼻子忽然一阵发酸，说不出话来。周围的景致依旧，东墙的枣树下埋着她的小黄鸟，北屋的檐下开着她每年要关照的茉莉花，窗棂上那些我们共同喜欢的小蝙蝠还在翩翩飞舞，这是舅姨太太住了六十多年的、从未离开过的小院……
舅姨太太见了我伤感的样子说，早就想着离开，总没有机会，这回好，终于走出去了。她看了看我又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很留恋这里?错了，其实我压根儿就不属于这儿。我说，既然您不属于这儿，那咱们就走吧。舅姨太太却迟迟不挪步。我说，车是借的，咱们抓紧时间走吧。她说，我已经走不了了。我将舅姨太太背起，老太太却一把抓住门框不撒手。我说，您这是干什么呢?舅姨太太突然呜咽道，我就这么走了，将来宝力格到哪儿找我去呢?叶落归根，他总会回来啊!我说，宝力格回来总得找街道，街道会告诉他上哪儿找您。舅太太这才松了手。
我背着舅姨太太走出垂花门，围观者哄然一片。
衰老的王妃令人们失望，如同宝力格令我失望一样。
十一
舅姨太太住进我们家后，每晚照旧点蜡，她说她已不习惯电灯，灯光太晃眼，她看灯光总是有五彩的虹，不如烛光柔和。我们不知道这是青光眼的症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后来她的视力日差一日，以致一米以外看不清东西。我们才发现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治了几次，医生说希望不大，只要不急性发作，只可维持现状，关键是病人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忧虑和刺激。这些。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但是，舅姨太太做不到。舅姨太太在我们家永远有客居之感，她不愿意麻烦母亲，生活力求自理，甚至还要帮母亲干些家务。九十岁老人的能力，谁也不敢指望，我们劝她只要老老实实在房里待着，茶饭自然会送到她的手上，她仍是不安，一听到脚步声脸上立即堆出笑，以便让我们看到她的满足和感激，那情景让人心酸。
舅姨太太再也没有问过宝力格的事。
一天上午，我去给她送洗好的内衣，舅姨太太正趴在桌前，靠着那微弱的视力在艰难地写着什么，她太专心了，竟然没有发现我的到来。透过老人消瘦的肩，我看见她用铅笔在孩子们用过的练习本背面一行行地画着满文，前面已经写过不少，小小的本子只剩下了一半。我咳了一声，舅姨太太慌忙将本子合了，惊恐地问，是丫丫吗?看舅姨太太的表情，很像个做错了事又被人抓住的孩子，窘迫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后悔自己的举动使老人如此难堪，便揽着她的肩说，我看见您写的满文了，真好，您教我吧。舅姨太太说，老了，记性不行了，眼睛也看不见了，你真要学，将来让宝力格教吧。我说，真后悔小时候没跟您好好学，把大好的机会都错过了。舅姨太太说，凡事都有个缘分，那时候你跟满文的缘分还没到，不学不足为奇。说着她把小本子掖到褥子底下，又将单子抻平了，然后自己坐在了上面。我想，那上面一定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跟她的经历有关，跟历史有关，也跟她的儿子宝力格有关。我把话往宝力格身上引，说，老四从牛棚出来些日子了，他去找过几回宝力格。没见到人。老四说了。过几天还去。舅姨太太的眼里有泪光在闪，她说，不必找了，我知道，宝力格现在也遇上了麻烦，这么大个运动，谁能躲得过呢，何况他还是个干部?我说，您放心，您娘儿俩早晚有见面的那一天。
舅姨太太摇摇头说，怕是难了。
舅姨太太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她将在床上度过她的百岁生日。双目失明的舅姨太太在生日的前两天实际已呈糊涂状态，一连三天，只喝了几口糖水再没进其他，大家都明白，老太太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得赶紧做送老太太上路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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