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发财索性辞了高中不念，顶替了金瑞每天送煤。
金瑞还在王府井的一个宾馆干过清洁工，擦玻璃扫地倒是比送蜂窝煤轻松，但架不住不能闲着，干净不干净的你老得抹拭，尤其是那镜面一般的玻璃砖地，进来一个人你就得过去拖一遍，稍一偷懒，地上就是一串脚印。而金瑞偏偏就看不见那些脚印，他动不动就想往大厅的软沙发上歪，这当然是这座管理严格的四星级宾馆所绝不能允许的。管理人员找金瑞谈话，人家还没说什么，金瑞先不干了，他说见天儿穿了这身不黄不绿的工作服在前厅拉着拖把走来走去，他还嫌丢人……后来，这个工作就由王玉兰接替了，王玉兰干得很出色，月月能拿到奖金。
金瑞还倒卖过蔬菜，干过清洗抽油烟机，当过“老三届”饭馆的门卫，推销过“蓝带”啤酒，充任过游泳池的救护，摊过煎饼，画过风筝，搞过“仙妮蕾德”传销，办过广告公司，炒过股票……好像哪个也没让他发了。我推测，这恐怕和金瑞的禀性有关，还是陕北老乡说得对，他是“惜力”，是太在乎自己。因其懒，就软绵绵的一摊，永远地端不上台面，永远地提不起精神。人说抽烟上瘾，打牌上瘾，喝茶上瘾，嗜酒上瘾，想必睡觉也上瘾。我写信给住在老宅里的七哥舜铨说这事，请他多多关心五哥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舜铨是个很敦厚老实的人，对金家哥儿几个的事情从来不往里搀和，只知道画画。舜铨给我来信说，金瑞的慵懒之根在他的父亲……
五
金瑞的父亲金舜锫在金家众多子女中是最活跃、最有才华的一个，从小就爱干些让人意料不到的事;聪明但浮躁，多情却不专;学不好好上却写得一手苍劲好字，书不好好读却说得一口流利外语;每天不是泡茶馆就是泡戏园子，跟一帮女艺人、女戏子打得火热，二十刚出头，吃喝嫖赌就已经玩得相当精湛老到了。父亲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老五，最没办法的也是这个老五。父亲说他是金家的现世报，是专门为拆这个家而来的，见着老五从来不给他好脸色。
老五二十五岁以后又添新好，由满脸粉彩、宽服展袖地在台上唱戏，改为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地在街上要饭。公子哥儿要饭，这也是当时一帮靠吃祖业的显贵子弟终日无所事事的无聊之举，搁现在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世纪末情绪”，但那个时候好像离世纪末还有段距离，说是“民国末”倒比较贴切。
为我们家老五的怪异举止，我曾经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专家探讨过，我说，以我的理解，老五的行径可能是一种对富足、平淡的挑战，是逃脱寂寞的标新立异，希望充实，希望引起别人注意，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情景很像今天有些小青年故意把好端端的牛仔裤挖个大窟窿，把一头乌黑秀发染得不蓝不绿。
专家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颓废。
专家说，此举也并不是民国时老五们的首创，早在清末，宗室贵胄的子弟们就经常这样了。那时他们的活动大都在北京陶然亭的窑台一带，定一时日，众子弟一改往日之油头粉面，而各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彼此相约相聚于窑台，痛饮无度，或歌或哭。届时窑台一片喧闹，一片洋相，一片污臭，一片狼藉。有文人夏桐逊在《乙丑江亭修楔诗》中说：
北眄黑窑台，
贵人乞丐装，
中枢峙岩荛。
高居啜新醪。
后有诗人自注云，“有宗室贵爵，数人相与，敝衣垢面，日聚饮黑窑台上，谓之乞丐装。临散乃盥沐冠带，鲜衣怒马而去，时人怪愕，以为亡国之征。”既然史上已有记载，看来老五的瞎闹也没闹出个什么新花样。我们家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也情有可原。
老五装扮成乞丐，结帮拉伙，爱在萃华楼、聚丰园这样的大饭庄门口或是在胭脂胡同妓院附近转悠，遇着有钱嫖客就凑上去闲缠，名为要钱，实为取乐，起哄架秧子，逼着人不得不掏钱逃离。也有不肯出钱的，老五就说，你难道比我还穷吗?被缠的人看着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叫花子”十分纳闷，好端端的人怎么干了这个营生……老五们为几个小钱儿可以缠磨半天，满嘴叔叔大爷，摧眉折腰，阿谀奉承，伏低做小，要不着把人戏耍一番，要着了就喜形于色，把几个小钱儿颠来倒去，装进掏出，互相比试，哪怕最终一把全撒进护城河。那要饭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游戏的过程，从那自轻自贱中寻觅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乐趣，体味一种失落的兴奋。
有一回，老五在萃华楼饭庄门口要到了我的大哥舜铻头上。舜铻是国民党政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舜铻刚前呼后拥地从汽车里下来，就被老五缠上了。老大一见是老五，吃了一惊，老五却不管那些。张着手要钱，他不论什么大哥不大哥，张口就是“大爷”。老大一皱眉，警卫过来了，伸手就把老五推了一个跟头。老大什么没说，目不斜视地进去了。老五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笑呵呵地说，赴你的《鸿门宴》去吧，《鸿门宴》完了是《红鸾喜》，到时候还得我这花子头儿救你。《红鸾喜》在京剧里又叫《豆汁记》，是根据“二刻三言”里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改编的，老五自比花子头要救老大，是把自己看做了老大的老丈人，所以在精神上，老五并没觉着自己吃亏。事后老大从南京往家打来电话，让父亲好好管管老五，说老五闹得太不像话。父亲却叫当军统的大儿子好自为之，别闹得太不像话。——跟不喜欢老五一样，父亲也不喜欢他这个大儿子。
老五在外头胡闹，家里当然不无所闻，但是我母亲却惟独对他偏袒得要命，简直把他视为心尖儿一般。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母亲的溺爱，才毁了我这个聪明绝顶的哥哥，这点，母亲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她老说老五的亲妈死得早，她不疼他谁疼他，可她以后对我们几个的近乎残酷的严厉，大概又是矫枉过正的另一个片面。
一日，警察署来了通知，让金家到南城三清观乞丐收容所去领人，原因是金家老五被当做无业流民给收了进去。被收进收容所的老五，在里头浑打浑闹，策动大殿里的几十名乞丐集体造反，跟督察对打。老五把配给的小窝头甩到警察的脸上，点着名要吃北海仿膳的马蹄烧饼夹肉末儿。瞢察说谁呀，这么大谱儿!细一打听是金家老五，赶紧报告了上级。上级说，你关了这位爷就等于关了一只猫头鹰，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呢，赶紧通知他们家，把他领回去!就这么着，人家让我们去领人。父亲嫌丢人，坚决不去收容所。母亲让老二去，老二不去;让老三去，老三也不去;老四当然更不去。老七老实，老七去。
老七舜铨叫了辆洋车，把脏烂不堪的老五从南城乞丐收容所接了回来，押进胡同尚未进家，便已围了不少看稀罕的街坊。李太白有诗云：“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那天住在戏楼胡同的金家四邻，人人都很充分地饱览了金五爷的风采：一顶卷了边，揉搓得不成样子的青呢礼帽下头是张五抹六道的黑脸，鼻涕耷拉着，嗓子哑着，那一嘴乱蓬蓬的胡子最招人眼，被染成了红的，跟戏台上的窦尔敦好有一比。一件辨不出本色儿的破衫，一双提不上的烂鞋，左手托着破白碗，右手挥着打狗棍，嘴里还有板有眼地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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