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格格是专职的革命积极分子，拿着国家的俸禄，她当然看不惯这些，看不惯就闹，就摔东西，所以一到晚上，偏院里永远是乒乒乓乓，“战事”不断，参战的双方是五格格和她的婆婆。
对于偏院的事，我的母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五格格也不说，老姐夫更不说，只是那天津老太太动辄就爱跟外头人叨叨，说媳妇太厉害，看不起他儿子，挣了钱自己揣着之类，很没有意思。
我那时在学校里读书，不常回家，跟这位老太太接触不多，但每趟回去，都看见老姐夫在陪着他妈喝酒，那个天津老太太在消费上决不降格，她觉得吃儿子和媳妇是理所当然的。这就使得老姐夫常为钱而发愁，听说他还找过西口药铺王掌柜的，想跟人家索要当年被五格格送去的药钵，以图换点儿钱花。药钵当然没要来，一来王掌柜已经去世，二来公私合了营，东西也无从去找了。总之，老姐夫为了他的妈，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换了烟和酒。那个天津老太太对我不是很友好，她把我看成了跟五格格一路的，不跟我说话。我看着老太太那肿胀的腿想，老姐夫实在是个孝子，一个无可奈何的孝子。
现在有“第三者插足”之说，在50年代的老姐夫与五格格之间究竟有没有“第三者”，让人颇费心思。而我的心里明白，五格格是恋上了转业到地方的干部王存，就是当年在我们家南墙根儿台阶上坐过的那个陕西小连长。其时小连长已经变成了副局长，跟农村的小媳妇刚刚断了瓜葛，一个人在北京很有点儿没着没落的恓惶。王连长年轻、英俊，有工作能力，又有水平，加之聪明过人，比我那腐朽没落又呆傻的老姐夫自是强多了，不由得五格格不动心。对这层关系，五格格当然是矢口否认，她在我母亲跟前坚定地说离婚绝不是为了什么王连长，是实在过不下去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她已经受够了，中国人民解放都近十年了，她却还在“黑咕隆咚的苦井”底下趴着，她是国家的干部，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自己的主，还叫什么国家干部……母亲说，这么些年都过来了，也没听你说过在井底下趴着的话。什么时候又下了井了?五格格说，以前那是没觉悟，现在是觉悟了。
觉悟了的五格格不遗余力地要离婚，她有着一套一套的革命大道理，理论上我们家没有谁是她的对手，她永远是无与伦比地正确。
这天，五格格把老姐夫拽到我母亲房里，进行最后的摊牌。五格格登着山东的洒鞋，穿着藏蓝的干部装，系着皮带，叉着腰，短发精干地抿到耳后，一双眼灼灼逼人，一张脸熠熠放光。器宇轩昂地站在我母亲和老姐夫对面，等待着他们的决断。老姐夫跟五格格比显得就有些窝囊，一件长不长短不短的对襟小褂儿，是用他去世母亲的夹袄改的，上面除了隐隐的团花外还有饭嘎巴儿和油渍，脚上没穿袜子，趿拉着一双钻出了大脚趾头的烂布鞋。蓬头垢面的老姐夫坐在门边的杌凳上，保持了一种随时撤离的架势。我母亲看了看光彩照人的女儿，又看了看木讷黯然的女婿，轻轻叹了口气。许久，母亲对老姐夫说，占泰，你别把心思老闷着，你也说说你的意思……母亲的语调含混而不安，含着歉疚的成分在其中。老姐夫则闭着眼睛不吭声，好像又入定了一般。母亲只好转过头对五格格说，离与不离，不能你一人说了算，金家往上追溯十几代，还没有听过谁跟谁闹离婚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五格格说，《刘巧儿》那戏您是白听了吗?街道上组织“婚姻法”学习，难道您就没参加过?都什么时代了，还说这样的落后话，没有一点儿水平，哪里像革命干部的家属?母亲气了，站起来大声说，就是皇上废后也还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革命干部怎么了?革命干部就能那么随便，说蹬谁就蹬谁?何况占泰并没有什么大错，不就是爱喝点儿酒吗?你阿玛活着的时候也爱喝酒，我们不是过得也挺好?你要是在外边看上了谁你就直着说，用不着跟我们娘儿俩逗闷子!五格格的脸突然一下通红，她说，我看上谁了……我看上谁了……母亲说，我知道，都是那个王连长催得你!五格格说，您说话得有根据。不能瞎猜。母亲说，妈是过来的人，妈什么看不出来。
娘儿俩正在争辩，老姐夫突然闷声闷气地说，我同意离。
母亲说，离?你个傻呆儿，离了婚你怎么活!
老姐夫又不言语了。
母亲说，你打小儿是在金家长起来的，说是姑爷，跟我的儿子又有什么两样?我不知道别人还不知道你?就你那点儿本事，连个纸盒也糊不到一块儿去，我怎能眼看着你没路可走!五格格说，妈，您这话说得不对，什么叫没路可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宽着呢，只要肯劳动，就能活。母亲瞪了五格格一眼说，占泰是老实人，你这样欺负他也不怕亏心?五格格说，我怎的是欺负他?离婚是两相情愿的事儿，谁欺负谁呀!再说了，离了婚我搬出去，您舍不得他，让他还留下给您当儿子，这不两全齐美吗?
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离了婚的五格格以最快速度搬出了金家，事情的结局给人的感觉是，五格格像个压根儿就没融进金家的媳妇，老姐夫倒像个金家的土著，事情整个儿颠倒了。母亲总觉得亏了老姐夫，就着人将偏院的门砌死，将该院落另辟出去，招赁房客，以房租养活老姐夫。母亲良苦的用心却也没得到老姐夫怎样的感激，只是说进出金家不方便了。
我从学校里回来，到偏院去看望离了婚的老姐夫。已不能从小门跨过，而非得从我们胡同后面的镜儿胡同才能进入了，本来是一墙之隔的事，封死了，就带来不少别扭。偏院里又搬来了两家街坊，一家是保定来的在煤铺里摇煤球的汉子，一家是又从山东跑回来的送水的老孟，都是凭力气吃饭的老实本分人。老姐夫住南屋两间，把北屋和东屋让房客住着，显得很谦虚谨慎。
我来到小院，看到南屋的窗户纸破着，门框斜着。屋里五风楼一般空空如也，只有一股我熟悉的老姐夫的味道，那是一种与酿酒作坊气味相近的味道。除了这味道以外，房里的一切都变了：用木棍绑着腿儿的紫檀方桌上搁着盛糨糊的碗和一个火柴盒模样的木头床子，墙角堆着摞得多高的火柴盒，那些小盒子一垛一垛地用纸绳精心捆好，无一不是老姐夫所为。我想，没有点儿技术哪里捆得好这些小盒子?老姐夫真是练出来了。除了桌子以外的地界儿都是尘土，厚厚的一层，使家具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简陋的炊具显示出主人生活的拮据与清贫，床上的被褥杂乱不堪地堆着，满是水渍的黄纸由顶棚上脱落下来，很寒碜地吊在半空，与一个没有罩子的满是油污的灯泡遥相呼应着……
身后传来老姐夫的声音：啊，是小酒嗉子来了!
回头看，黑瘦黑瘦的老姐夫拎着酒瓶子，晃晃悠悠进门了。
我的鼻子一酸。
老姐夫则依然如故，在情绪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问了我不少在学校的情景，又说我是难得来的贵客，无论如何不能马上就回去，他得请我好好吃一顿。我说还是回去吃，母亲那边已经做了打卤面。老姐夫说难得有人陪他吃饭、喝酒，也不是什么好吃食，家常饭罢了，要是我嫌弃他的饭就甭吃。让他这么一说，我要硬走，显得反而不好，想想陪冷清的老姐夫吃顿饭也是应该，于是，我就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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