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老爷说得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挟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老六生生是被憋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号啕，真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各个敛声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号。老六折腾到天黑，渐渐地没了气息，挺了。直到偏院传出话儿说，六少爷走了，大伙儿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儿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
二娘抚着僵了的老六尸身哇哇大哭，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请武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张传达老道的话说，什么法事也不要做，金家这个老六从根儿上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它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它面子了，让它知趣一点儿，赶快上它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老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的人，给他一副薄棺材好歹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一遭。
那副寒碜的白皮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得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她的儿子，让她何以心安!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哥儿忒不合适，于金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哪儿有空棺材抬进又抬出的道理?舅老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哥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吗?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哥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地托生，比什么都好。
二娘不再坚持，眼瞅着四个杠夫抬着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地出了门。
老六死的那年是八岁，他没能过了阴历冬月初十他的九岁生日。
应了武老道“三、八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三、八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着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至于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七十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以后，知道了老六的事情，大病了一场。经过那场病，父亲的头发全部脱光，终日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儿，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北炕走到南炕。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京的小报上有过报道，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的，跟老六怕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了。
三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混沌的小丫头的时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舜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京师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儿。
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像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麻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桥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雀儿胡同”，不是“桥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桥儿”不是“雀儿”，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是“桥儿”，不能说是“雀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儿。在北京人的发音中，“桥儿”和“雀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桥”、“雀”不分了，但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
既然父亲喜欢，我心里也乐得真把“桥儿”当“雀儿”了。父亲去桥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啦啦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我嗯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父亲说，马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别淘，跟你六哥好好玩儿。我问哪个六哥……父亲说当然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的老六吗?父亲说，当然。
胡同很小，没有雀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地堆在各家的房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捡来的，靠收破烂儿收来的，晾晒干了，用糨子打成袼褙，卖给做鞋的鞋场，一块格褙能卖八大枚，八大枚能买一斤杂面。这片地面，家家都打格褙，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桥儿”的一道风景。
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点儿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房塌了，南面是一溜墙，有棵歪斜的枣树，半死不活地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子在撕铺衬①，(①铺村：老北京话，指糟烂的破布。)往板子上抹糨子，将那些烂布一块块贴上去。墙下一排打好的袼褙，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亮光，冒着腾腾的水汽，显得很有点儿朝气蓬勃。
那半大小子见我们进来了，头也没抬，一双沾满了糨子的手，依旧灵巧地在那块板上抹来抹去，没受到丝毫影响。
父亲叫了一声六儿，半大小子嗯哪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
这时，从北屋里闪出个四十岁左右的白净妇人来，脑后挽了个元宝鬏儿，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地儿蓝花的绣花鞋不沾一点儿土星，浑身上下透着那么干净利落，透着那么精神。
父亲让我管她叫谢娘，我叫了，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胰子味儿，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脾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胰子味儿显得更平淡，更家常，更随和一些。
我喜欢这种味道。
我们被谢娘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卧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晶晶的，东西归置得很是地方，摆设安置得也很到位。
谢娘是个很能干的人。
从谢娘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儿大了，该了这家的主人，那份柔情、那份依赖和对父亲的那份神态，是我几个母亲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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