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针见我对着他的脑袋出神，索性将脑袋伸过来，让我看个仔细，他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医院看过，骨质增生罢了，遗传，天生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家的老六就是这样，他还长了一身鳞。
张顺针说，长鳞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长鳞呢?
我觉得再没有什么遮掩迂回的必要了，几十年的情感经过长久理智的熏陶，像是地底潜流中滴滴渗出的精华，变得成熟而深刻。亲情是不死的，它不因时间的分离而中断，有了亲情，生命才显出了它的价值。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六哥!——
张顺针一愣，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别价，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姓张，跟金家没一点儿关系。
我说，您跟我死了的六哥是兄弟，您甭瞒着我了，我早知道。
张顺针说，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呢?
我说，就从您脑袋上的包说起，您刚说了，这是遗传。
张顺针说，可有包的不一定就都是你们金家的人;反过来说，你们金家人人也不一定脑袋上都有包。
我说，您甭跟我绕了，我从感觉上早就知道您是谁了。
张顺针说，您的感觉就那么准吗?您就那么相信自个儿的感觉?
我说。当然。
张顺针笑了笑说，一听见您说“当然”，再看您这神情，我就想起您小时候的倔劲儿来了，好认死理儿，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爱犯浑。实话跟您说，您父亲是真喜欢我，就是为了我脑袋上的这俩包。可他心里清楚极了，我不是他儿子。
我的脑子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不会思索了。
阿玛，我的老阿玛，是您糊涂还是我糊涂啊!
张顺针说，您父亲老把我当成你们家的老六，把我当成他儿子，可从我们家来说，无论是我娘还是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账。
我无言以对。
张顺针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您父亲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我说，谢娘也是好人，像妈一样……
张顺针半天没有说话，停了许久，他说，我娘那辈子……忒苦。
我和六儿就这么坐着，坐着，彼此再不说一句话。
我机械地喝了一口水，已经品不出茶的味道，我说我要告辞了。
张顺针让我再坐一坐，他大概是不愿意让我以这种心情离开。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陕西，我说大概还得半个月，剧本还有许多地方要修改。张顺针问我是写电视的还是演电视的，我说是写电视的。他说还是演电视的好，将来我在电视里一露脸，他就可以对人说，这个角儿他认识，打小就认识，属耗子的，是个爱犯浑的主儿!他说，据他考证，耗子是可以穿旗袍的，迪斯尼的洋耗子可以穿礼服，中国的土耗子怎么就不能穿旗袍呢?
我说是的，耗子可以穿旗袍。
九
十天后，张顺针就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了这件旗袍。
水绿的缎子旗袍。
曲罢一声长叹
曲罢一声长叹，叹宵光何限。共倚雕阑，蒹葭雾锁云程断。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玕，惨凄凄树咽秋蝉，冷飕飕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
一
悠悠箫声浸润在清凉的夜色中，吹的是《满庭芳》——《梦中缘》中一段。那细腻清丽的曲调，将门外喧嚣的声浪隔断，把世界变得水一般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西侧紫藤依然，只是那粉墙已然斑驳，紫藤已显零乱，月光下，显出难以掩盖的破败来。
花厅亮着灯，箫声从里面传出，使人有隔世之感。然而利用游廊巧妙改建成的小厨房和里面散溢出的肉末儿炸酱的香气，则给这《满庭芳》平添了一层戏谑浪漫之气。
《满庭芳》曲牌属北曲正宫，曲调当顺畅柔美，极少跌宕，今日这箫却吹得晦涩匆忙，宫商错乱，似辗转不安的狐兔。又似断续纷杂的急雨，浮躁中还多了几分难耐。
我提着行李，绕过曾是开满芍药花如今却变作下水池的土台，钻过晾满各色衣衫的铁丝，向灯光走去。花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久违了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虽然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尽管我身着90年代的服装。进门前也是满脑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自进入这箫声与月色相融的小院，浑身的燥热便立即退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作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甚至惊叹离家、回家，回家、离家，这几十年来风浸尘淫，对我竟无多改变……
我在门口久久地站着，看着坐在绣墩上的吹箫人，看着他身后巨大的画案，还有那粉墙与紫藤。我做女孩儿的时候，他便在这里吹，在这里画，如今依然如故，多少年了啊!
我叫了声七哥，箫声倏然而止，舜铨回过身来看见我说，噢，是舜铭吗?我说是，就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舜铨比我上次见时又老了一些，皮肤上已有皱纹出现。稀疏的头发也再寻不出一根黑发。然而细高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旧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
他长得很像他母亲。
祖父给后辈们留下的占了半条街近三百间房屋的偌大府第和东直门外长着百余棵高大白果树的大片坟地，在我记事时就已所剩无几。后来经“文革”的浩劫，更是山穷水尽，四壁萧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所幸后有政策的落实，部分房产和查抄物品的归还，才使我们有了这五间花厅和这座荒废的小院。旧时，小院是花园的一隅，其能幸存是因为我母亲和舜铨一直住着，前面的正房和庭院早已被拆毁，代之以某单位的家属楼，朱红的大门和精美的石狮也早不知去向了。
老七舜铨在金家兄弟中是与我接触最多的一个，从我在这座宅院中降生到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我的哥哥们几乎没有谁逃过了劫难。舜铨也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地游斗，我便跑前跑后地跟着，在心灵上同样承受着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干、溥心畲、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成，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能与这些精品同化庄周蝴蝶也算幸事。
舜铨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说老七又想柳四咪了。
我的归来使舜铨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挚爱亲情。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以后，舜铨突然跟我说，舜铻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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