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路线在尼格拉出境后,又由犹龙口(porthuron)入美国境。十八日晨到“门关”(portal,n.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从此去美国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离合聚散,来踪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十九日晨六时起,火车已入加拿大之落机山。落机山贯穿合众国及加拿大。吾来时仅见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见北段耳。落机(rocky)者,山石荦确之意。其高峰皆石峰无土,不生树木。山巅积雪,终古不化。风景绝佳。下所附诸图,仅见其百一而已。
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sichel)之《再生时代》(renaissance)。“再生时代”者,欧史十五、十六两世纪之总称,旧译“文艺复兴时代”。吾谓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也。书中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皆足供吾人之参考,故略记之。
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学者着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罗马之旧畿,故其语亦最近拉丁,谓之拉丁之“俗语”(vulgate)(亦名tuscan,以地名也)。
“俗语”之入文学,自但丁(dante)始。但丁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其所着《神圣喜剧》(divinecomedy)及《新生命》(vitanuova),皆以“俗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
稍后但丁者有皮特赖(petrarch,1304-1374)及包高嘉(boccaccio,1314―1375)两人。皮氏提倡文学,工诗歌,虽不以国语为倡,然其所作白话情诗风行民间,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着小说,流传一时,皆以俗语为之。遂助但丁而造意大利文学。
此后有阿褒梯(leonbattistaalberti,1405-1472)者,博学多艺。其主张用俗语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国之用。”故氏虽工拉丁文,而其所着述乃皆用俗语。
继阿氏者,有诗人鲍里谢那(poliziano)及弗罗连斯之大君罗冷槎(lorenzodemedici)。罗冷槎大君,亦诗人也。两人所作俗语诗歌皆卓然成家。俗语入诗歌而“俗语文学”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cardinalbembo)着《用俗语议》,为俗语辩护甚力。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着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着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国之俗语文学,其发生久矣。自宋代之语录,元代之小说,至于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话犹未成为国语。岂不以其无人为之明白主张,无人为国语作辩护,故虽有有价值的着述,不能敌顽固之古文家之潜势力,终不能使白话成为国语也?
法国国语文学之发生,其历史颇同意大利文学。其初仅有俚歌弹词而已。至尾央(villon,1431-?)之歌词,马罗(marot,1496-1544)之小词,法文始有文学可言。后有龙刹(pierrederonsard,1524-1585)及杜贝莱(joachimdubellay,1525-1560)者,皆诗人也。一日两人相遇于一村店中,纵谈及诗歌,皆谓非用法语不可。两人后复得同志五人,人称“七贤”(pléiade),专以法语诗歌为倡。七贤之中,龙刹尤有名。一五五○年杜贝莱着一论曰:“ladéfenseetillustrationdelalanguefrancaise”,力言法国俗语可与古代文字相比而无愧,又多举例以明之。七贤之着作,亦皆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着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贤皆诗人也。同时有赖百莱(rabelais,1500-1553)者,着滑稽小说“pantagruel”及“gargantua”以讽世。其书大致似《西游记》之前十回。其书风行一时,遂为法语散文之基础。
赖百莱之后有曼田(montaigne,1533-1592)者,着《杂论》(essay),始创“杂论”之体,法语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纪而康尼儿(corneille,1606-1684,戏剧家),巴士高(pascal,1633-1664,哲学家),穆列尔(moliére,1622-1673),雷信(racine,1639-1699)(二人皆戏剧家),诸人纷起,而法国文学遂发皇灿烂,为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发生,其作始皆极微细,而其结果皆广大无量。今之提倡白话文学者,观于此,可以兴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of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astudyofthecommissionandcitymanagerplanofmunicipalgovernmentintheunitedstates(《美国市政府的市政委员会与市长规划研究》)。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在轮船公司得朋友书几封。读c.w.一短书及n.b.s.一长书,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舱者五人:贵池许传音,北京郑乃文,日本永屋龙雄,及慰慈与吾也。
追记杂事:
第94章 民国六年(1917)六月九日至七月十日(2)
十二日在绮色佳,适当吾师克雷敦先生(professorjamesedwincreighton)在康乃耳大学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旧日哲学学生之已成名者十余人各贡其专治之学,着为文章,合为一集刊行之,以为《克雷敦先生纪念集》。是夜行奉献仪。大学校长休曼先生致颂词。哲学教授汉门先生(prof.n.a.hammond)主席。哲学教授阿尔贝(prof.ernet.albee)为学生中之最长者,致献书之词。词毕,以精装之册奉献于先生。先生致答谢词。
明日,吾购得此册,于舟车中读之。克雷敦先生为此邦“理想派”哲学(idealism)之领袖,故其徒所为言论,往往针对“实验派”(pragmatism)(instrumenatalism)及“实际派”(neo-realism)为反对的评论。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johndewey)一派之实验主义为集矢之的。其积极一方面,则重新表彰其所谓“物观的理想主义”之学说焉。(物观的理想派者〔objectiveidealism〕,以自别于巴克黎〔g.berkele〕之主观的理想主义也。)
吾在康乃耳大学时,有一老妇人名威特夫人(mrs.josephwaite)者,年六十馀矣,犹日日抱书上课听讲。吾与同班数次,每心敬其人,以为足为吾辈少年人之模范。今年吾重来此,遇之于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间得学士学位矣。”吾因申贺意,并问其将来何作。夫人言将重入学,专治哲学,一年后可得硕士学位。吾闻之,深感叹其老年好学,故追记之。
追记杂事竟。
二等舱中有俄国人六十馀名,皆从前之亡命,革命后为政府召回者也。闻自美洲召回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学,而好为大言,每见人,无论相识不相识,便高谈其所谓“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然所谈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论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国革命之成功,每见人辄劝其归国革命,“效吾国人所为”。其气概之浅陋可厌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静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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