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知道徐父赏识胡适，就请胡适去求父亲。胡适果然马到成功，得到了老人的默许。不过，老人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要梁启超出面证婚。需知梁启超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对爱徒的这门亲事也是坚决反对。胡适只得再去求梁启超。几经周折，这对新人终于站在了结婚礼堂上。
梁启超何许人也，一生耿直，对这段不看好的婚姻岂会轻易妥协。他在婚礼上，讲了一段空前绝后的“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一对新人甚是尴尬，此时又是胡适作为主婚人出面打“圆场”，使婚礼顺顺利利进行下去。
梁启超的“预言”很快成了现实。婚后不久，他们的感情就陷入了危机。陆小曼养尊处优惯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徐志摩和她闹了矛盾后，来找胡适诉苦，胡适给他的建议竟然是让他离婚!
从这点看，胡适赞同徐志摩的爱情观，但是又超越了他的爱情观。
胡适一贯倡导婚姻自由的，这所谓的自由，并不仅限于双方自由恋爱、不听信媒妁之言。爱则合，无爱则离。爱情带来的是生活的甜蜜，而不是双方的苦楚。而徐志摩曾说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更有悲观的倾向。他是沉溺于情爱就拔不出腿，爱是爱过，却也缠缠绵绵痛苦。不若胡适的观点，爱就在一起享受爱情的甜蜜，爱情消退了，就及时抽身，不要遭受感情上无尽的折磨。
胡适的爱情观，在当时的年代非常具有前瞻性，而且看似无情，实则很人性。当爱情消逝之后，与其痛苦，不如快刀斩乱麻，从而有机会去寻找新的幸福。
(本章完)
第62章 “君子好逑”，人之常情
第十四章2 “君子好逑”，人之常情
现在并非封建社会，时兴婚姻自主。校长、父母已经难以管子女的终身大事了。何况沈老师没有结婚，又有才华，“君子好逑”，人之常情。
——《胡适的谦和雅量》
胡适是个爱情的乐观主义者。
他受过新文化的熏陶，推崇自由恋爱，却怕伤了母亲的心而娶了媒妁之言的妻子江冬秀。江冬秀没受过什么教育，其人亦是粗砺而真性情，与细腻的胡适截然不同。胡适对爱情的乐观在他的婚姻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他竟然让这段旁人眼中看来不可能的婚姻持续了一生，并从中寻找到了很多乐趣。
胡适的婚姻虽然不自由，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自由婚姻的支持，他热衷于帮助朋友们寻找自由恋爱的快乐，让自然真实的爱情繁茂成长。他撮合的有情人里，最著名的当属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文章清丽含蓄，性格也颇为腼腆，不善言辞。谁知道这么个内敛的人，面对感情却热情大胆，他用一摞写满热烈情话的厚厚情书征服了高傲少女张兆和的心，成就了民国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胡适在这段美满姻缘中所持的诙谐、开放的态度，更是叫人击节叫好。《胡适的谦和雅量》收藏了这出轻快的爱情喜剧：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把沈从文聘为老师教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沈从文对这份工作越来越喜爱，不知不觉中，他也在校园中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爱上了学生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于苏州名门望族，是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刚刚18岁。她聪慧可人，又爱运动，是个黑里俏的姑娘，人送雅号“黑牡丹”。喜欢张兆和的人很多，许多人给她写情书。
一天，张兆和收到一封信，觉得信封上的字迹很像沈老师，就拆开来看，只见大大的一张信纸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
沈从文由此开了“情书攻势”的第一枪。
这位蔫蔫的沈老师的情书一封接一封，而且越写越热情、越写越大胆，有一次竟然写出了“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张兆和又羞又怒，拎着一大捆情书去找校长胡适，上来就是一句硬邦邦的狠话: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沈老师这样侮辱学生，校长该管管!”
如若换一位校长，恐怕沈老师的爱情大计就要泡汤了，可是，这位愤怒的“朱丽叶”面对的是开明绅士胡适。胡适看了那些信，非但没有说那位勇敢的“罗密欧”的不是，反倒替他说起了好话。胡适甚至提出，他和张兆和的父亲都是安徽老乡，如果张兆和同意，他就去找她父亲帮忙说和。
张兆和本想给自己找个同盟军，没想到却给沈从文找了个帮手，只好离开了。
单纯的沈从文在爱情问题上犯起了牛脾气，情书炮弹一发接一发，却得不到心上人的回音，急火攻心，开始流鼻血，生了病。
不久，沈从文从伤心到死心，找到胡适说要辞职。胡适知道他的心事，没有同意他的申请。随后胡适找来了张兆和，说：“沈从文很顽固地爱你!”
“我顽固地不爱他!”
两人憋不住都笑了。
张兆和抱怨说，她过去还将信退回，现在她连信都懒得退了，他怎么还死缠烂打?
胡适借机说，原来退信沈从文还觉得希望不大，现在不退信了，他还以为她接受了呢。张兆和大惊，忙表示要继续退信。
胡适回答：“那就退信吧，不过要写上几句话，交流交流。既不赴会，又不笔谈，何以能够培养感情和作出判断呢?”
胡适又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张小姐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经碎了沈从文的心!”
在胡适的开导和帮助下，沈从文平和了心态，张兆和也开始与他交流。三年零九个月后，沈老师终于摘得了这朵“黑牡丹”。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即使放到今天，也是极不为人所看好的。一方面沈从文是张兆和的老师，正如同张兆和所说的那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即使开放，一位老师如此热烈的追求学生，也不甚妥当。更何况，张兆和家庭条件优越，是苏州望族，沈从文则是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
沈从文是文人的天真，他并没有看到两人间的“鸿沟”，只看到了纯洁的爱情。胡适的天真更胜沈从文一筹，他留学、出仕，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看的比沈从文要多，即使这样，他依然相信爱情、支持沈从文对爱的追求，终使得这位“乡下人”喝上了一杯“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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