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孔窑洞的门窗都是新装的，刷上了棕红色的油漆，窑洞里刷上了白灰，窑洞前面的空场上铺了青石板，干这个工程一共花了我五百块大洋，有钱真的好办事，大掌柜那时候之所以把个狗娃山弄得像个破衣烂衫的穷汉，关键还是他没有钱，别看他也是方圆几十里没人不知的土匪大头目黑骡子，他确实没钱，是个名副其实的穷汉。话说回来，有钱谁还当土匪呢?我跟他不一样，我现在是有钱的土匪，有钱还继续当土匪吗?我没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除了继续当土匪还能干啥。
我们是过了秋天返回狗娃山的，伙计们都搬进了修葺一新的窑洞里，怀里揣着大洋，肩上扛着快枪，心里想着从今往后不再愁吃愁喝，一个个兴奋得像过年穿新衣放鞭炮吃饺子拿压岁钱的孩子。我从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对我说话的神态里，以及对我的指示、命令一丝不苟的执行过程，处处都体味到了“权威”这两个字给人带来的难以言传的那种精神愉悦。拥有权威是一种极为美妙的享受，所以人一旦拥有了它，就会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保卫它，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权威也并不是一旦获得便终身拥有的，权威往往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和不同方式的挑战，没有挑战的权威并不是权威。我受到的最危险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于老牛头。
老牛头是山的名字也是老牛头这个人的名字。老牛头山离我们有五十多里路，老牛头是盘踞在这座山上的老土匪。我从来没有见过土匪老牛头，过去我曾经听大掌柜说过，老牛头惹不起，我们跟他们虽然井水不犯河水，却也处处小心谨慎地应付他们，逢年过节大掌柜还往往要派人给他送上一份礼，虽然有些低三下四，却也是为了求个安宁，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搬回狗娃山不久，老牛头的人就找上门来了。他们来了三个人，一个人高马大的空着手，两个矮小瘦弱的抬着一个木箱子，他们在山下对我的哨兵说是受牛大掌柜指派，前来给我们送贺礼的，祝贺我们东山再起重回狗娃山。我的哨兵认真搜了他们，他们手无寸铁，于是我的哨兵就把他们带了上来。老牛头能给我们送贺礼，这可是地球倒转的新鲜事儿，听到这个消息伙计们纷纷围拢到我的窑前看热闹。
人高马大的看来是个小头目，后面抬着箱子的是小伙计。老牛头派人给我们送礼，不管怎么说也是让人惊讶不敢不重视的大事儿，我连忙出洞迎接。他们来之前我正跟奶奶在窑洞里筹划怎么对付保安团的事儿。保安团让我们把牙给拔光了之后，上面大为震怒，号召三乡五镇的财东们纷纷出钱出力，又由县政府和省政府拨了专款，重新把保安团组建了起来，人数也由过去的一百来人增加到了二百多人，新上任的保安团长四处扬言一定要报仇雪耻，把狗娃山上的土匪彻底灭绝不可。我们还藏在张家堡子的时候就听说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四处打听我们的下落，狗娃山动工修缮的时候也有人跑到山上探听我们的去处，当时我们藏到了张家堡子这个小山村里，出去跟农民没什么两样，不出去跟农民也没什么两样，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其实就在离县城八十里的张家堡子藏着。
现在看来关心我们的不仅仅是保安团，在我们的心目中，保安团仍然是我们面对的最主要敌人，因为我们跟他们的仇太大了，特别是我们把他们的人全部俘获，又把他们的武器弹药一扫而空，就跟把他们剥光了在大街上展览一样，耻辱跟仇恨胶合在一起焕发出的能量能把我们都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再吃到肚子里去。奶奶说不成就故伎重施，再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我没想到奶奶会这么傻，连便宜不能重复占、狐狸不走回头路的简单道理都不懂，看来她也就是个甩着绳子在房顶上飞来飞去的本事，能当个好干将，却永远当不了元帅。
我说：“不成，肯定不成，用脚后跟想一想也能想出来，保安团现在肯定就盼着我们再到门上寻他们呢，现在我们再跑到他们门上肯定要吃大亏呢。”
奶奶说那咋办呢，我说咋办也不咋办，把咱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山下头的线户该给钱的就给，让他们给咱把门户看好，有啥事情早早报上来。招来的伙计抓紧训练，不要光吃干饭领饷银，要准备卖命呢，不卖命我养活他们干啥呢。我们还没有回到狗娃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扩大队伍，在四处皆见的游民和本地的农民中间招募伙计，只要体格健壮眼不瞎耳不聋的，愿意到我们伙里当伙计的就招收回来当伙计。当然，我们不会让这些招来的伙计到张家堡子去，直接就领到了狗娃山，让他们先当力工干活，然后再发枪、发饷银。饷银是每人每个月一块大洋，我们有的是大洋，唯一的条件就是打仗的时候要卖命，不卖命我们就要他的命。那个时候人命的价格就是这么便宜，一块大洋就能让他替你卖命。那些老伙计现在纷纷提拔当官，李大个子成了谍报队的首领，这小子打仗硬碰硬不行，干这种偷偷摸摸探听消息的事情还可以。四瓣子跟过油肉都当了队长，每人率领了三十多个部下，积极性空前高涨，把部下每天赶得像黄鼠狼前面的老母鸡，没有一刻安生。胡小个子是我最重用的人，安排他当了总队长兼我的警卫队长，手下也有三十来个伙计，他的伙计都是从伙里挑选的精兵强将，配了一挺机关枪。王葫芦依然给我们当总管，柴米油盐那些事儿都由他负责，后来听说保安团里管这种事的人叫司务长，我就也任命他当了司务长，他高兴得咧了嘴合不上。
除了我，伙里地位最高的当然还是奶奶，谁都知道她跟我老妈差不多，人又强悍得厉害，还是前任大掌柜的婆娘，所以谁也不敢惹她，除了我。我之所以敢惹她，也并不因为我是现任大掌柜，而是因为我跟她那种既类似母子又类似师徒还类似哥们儿的复杂感情关系。过去我跟她顶嘴的时候，她骂我，严重的情况下拧我，骂过了拧过了她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如今她当然不好再骂我拧我了，一来我长大了，二来我好赖是伙里的大掌柜，我跟她顶嘴而她又说不过我的时候她就生闷气，生闷气的时候就甩了绳子在窑顶上飞过来飞过去地散心，她在窑顶上飞的时候伙计们就偷偷躲在一旁看，确实好看，她顺着绳子甩出来的惯性，从这个窑顶飘落到那个窑顶，再从那个窑顶飘落到这个窑顶，身上的披风像巨大的翅膀，她仿佛一只巨大的蝙蝠，飘然而起，飘然而降，倏忽在东，倏忽在西，让人目不暇接。伙计们包括我，对她这一套佩服到了极点，我总想学得跟她一样，可是总也学不成功。
如果我对她顶撞得厉害了，她就不但在窑洞顶上飞，还噼里啪啦地放枪，随便打枪也是她的特权，别的人绝对不容许随便放枪，只有她可以不受约束地把那两把盒子炮抡得哗啦啦响，子弹像下雨一样泼洒在远处的山坡上丛林中。过去她跟大掌柜闹别扭了，或者吃二娘的醋了，就躺到炕上吃大烟，我们那的人没有“抽烟”、“吸烟”的说法，把抽烟、吸烟一律说成“吃烟”，抽大烟就说成“吃大烟”。奶奶现在不高兴的时候不吃大烟了，改成飞翔打枪了，我还是希望她吃大烟，别搞现在这一套，这一套太闹人，吃大烟不闹人。可是她却不吃了，我问她为啥不吃大烟了，她说她过去就没有吃，就是无聊的时候务弄个事情干，她吃大烟从来不往肚子里头咽：“我又不是个傻子，做那种自己糟践自己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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