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有不同之处.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卷25)认为格物就是穷理.司马光说:"格犹扦也,御也,能扦御外物也."为什么要这样来解释格物这个概念了司马光说:"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也,物趋之也."(《致知在格物论》)他认为,人们虽然都喜欢善,不喜欢恶,以是为慕,以非为羞,但实际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圣贤,实在不容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受到外物的引诱和蒙蔽的缘故,所以必须抵制外物的引诱才能做到去恶从善,去非存是.司马光说,他训格物为抵制外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因为只有能抵制住外物的蒙蔽和引诱,才能获得知识,他是从修养论和认识论一致的前提下,讲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马光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基本是一致的.
对诚意、正心的问题,司马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对《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够"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论》)其中,他着重对诚意、正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讲述.司马光说:"《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言聪明睿智无所赋也.""‘诚之者人之道’,言好学从谏,人所为也."(《答秉国第二书》)把"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讲得十分言简意赅.讲到诚的重要性时,他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其为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迂书》)司马光自己很重视待人以诚,他说:"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2)说到"正心","司马光认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说:"学者所以求治心者,学虽多,而心不治,安以学为?"又说:"小人治迹,君子治心."(《迂书》)在如何治心的问题上,司马光说:"帅庸》所谓中者,动静云为,无过与不及也.二者皆虽为治心之术,其事则殊矣."(《答秉国第二书》)使语言行为不过分,无不足,达到"适中",恰到好处,就是治心之术.
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是理学家们对修身治国的"君子""贤人"之基本要求,所以讨论得很多,司马光也不例外,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性理问题,司马光不主张讲得太玄妙.他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论者竞为幽僻之语以欺人,使人跋悬而不可及,积瞀而不能知,则昼丽舍之.其实奚远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命也."(《迂书》)他认为,有些人把性理问题讲得玄乎其玄,弄得人们神智不清,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所谓理,无非是个是不是的问题,所谓"命",无非就是决定人的材质(本质)的那个东西.他对性理问题虽然讲得不多,但比较切合实际.
五、立身处事有则 道德文章启后人
对司马光的为人,朱熹有如下评论: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这是对司马光个人品德的一个简要概括.这个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比如说前面提到他终生力行于一个"诚"字,这就是事实.他居洛阳时,曾派人去卖他骑过的马,替他卖马的人临走时,他嘱咐说:"此马夏天有病,若有买者,事先告诉他."(《宋人轶事汇编》卷11)此事后来被人传为美谈.
他做官直言敢谏,为人处事"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尝有余裕."(同上卷12)修《资治通鉴》能据事直书,不为尊者讳,该褒则褒,该贬则贬,尽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在治学态度上刻苦踏实,学而无厌,敢于攀登高峰.
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归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样说就怎样做,只要认为是应该做的,坚决做到底.在生活上养成了崇尚节俭的美德;不讲奢华,不贪而好利.这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据可查.
司马光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忧的国虽是皇帝的国家,但他所忧的"民"主要还是封建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们,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当然不会懂得劳苦大众的苦难根源,但他反对杀鸡取卵的暴政,反对贪污腐败,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动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后,黄庭坚有挽联云:"平生两无累,忧国爱元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资治通鉴》就是本着"叙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的精神编写出来的.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上,司马光是反对派.对这个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具体分析.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确实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制订和实行的变法目的,同样是出于从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着想,这一点上,同司马光并无区别.两人都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希望通过改革弊政来做到国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法的争论.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传家集》卷60,《与王介甫书》)王安石也说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临川集》卷73)司马光也不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其实他先前也曾提出过许多主张变更旧制,革新弊政的意见,如认为"世变风移",不能"因循旧贯,更成大弊"(《传家集》卷27,《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他还批评过英宗"动循旧例,不顾事情"(《传家集》卷36,《上皇帝书》).不可否认,司马光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话,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重态度,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损益",要"精心审虑"(同上),不应大刀阔斧,只能逐渐改善.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王介市第三书》)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但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展的有力主张,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况且,由于王安石执行新法中用人不当,产生了与其本来愿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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