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使儒学哲学化.贺认为,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为"正宗"的西方哲学同以孔子、孟子、程朱、陆王为"正宗"的中国哲学,都具有共同的唯心主义实质,即他所谓"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因此,"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当然,融会、贯通的原则,应当是"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即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西洋文化;融会之途径,既可通过在儒学的范畴中注入西方唯心主义的内容,如他用新黑格尔主义"心即绝对"的观点去解释"仁",试图建立"仁"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亦可通过用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来论证儒家哲学的典型命题.如他以新黑格尔主义的整体思维方法来论证儒家"心外无物"的命题.
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结果,将是"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系统,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之理论基础,且可奠立科学可能之理论基础".
显然,所谓儒学的哲学化,就是使西方唯心主义传统与儒家唯心主义传统相互印证,尤其是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和方法来阐释、发挥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儒家哲学向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向发展.
二是"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使儒学宗教化.贺所说的"基督教之精华",就是指渗透在现代基督教中的"精诚信仰,坚贞不二之精神","博爱慈悲,服务人类之精神","襟怀旷达,超脱现世之精神".所有这些,皆可用来弥补"家庭制束缚性最大的中国礼教的不足",从而"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在他看来,现代的基督精神正可借来冲淡礼教的宗法色彩,使之趋于社会化.为此,他将基督教之以上"精华"与儒家"仁"学的基本精神相融合,重新解释了儒家之礼教,他说:"仁即是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诚.《约翰福音》
有"上帝即是爱"之语,质言之,上帝即是仁."求仁"不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养,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为天德,耶教以至仁或无上的爱为上帝的本性.足见仁之富于宗教意义,是可以从宗教方面大加发挥的."(同上)显然,这种"融会"的结果,是使儒家礼教带上了浓厚的现代宗教色彩.
三是"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使儒学艺术化.贺认为:诗歌、音乐、建筑、雕刻、绘画、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都有"无尽藏的美的价值",都是"同一民族精神与夫时代精神之表现".儒家传统中本有乐教与诗教,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要么消逝,要么衰微,从而造成儒学"迂拘枯燥",缺少"活泼的生趣"的困境.他进一步分析说:"旧道德之所以偏于辽拘枯燥,违反人性,一则因为道德尚未经艺术的美化,亦即礼教未经诗教的陶熔,……不从感情上去培养熏陶,不从性灵上去顺适启迪,而只知执着人我界限的分别,苛责以森严的道德律令,冷酷的是非判断.再则道德未得两性调剂,旧道德家往往视女子为畏途,他一生的道德修养,好象可以败坏于女子的一笑","生人的本性真情,横遭板起面孔的道德家的压抑和摧残,像这样迂拘枯燥的道德,哪里有活泼的生趣?"(同上)基于这种分析,他明确倡导吸收西洋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来改造迂腐、严酷的旧道学,以使儒学艺术化、情感化,从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
这便是贺氏建构的融理学、礼教、诗教于一体的新儒学.在他看来,经过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新儒学,不唯可以减少狭隘的旧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发展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提高科学兴趣,奠定新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这样方可以使僵化的、丧失了孔孟真精神的儒家思想获得新开展,增加新的活力与生命,更可藉以应付新的民族危机,以上这种"三化"的方法,既是贺氏改造传统儒学,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主要方法,亦是他的"新心学"的主要理论特色,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贺氏展开了他"心即理"、"心即物"、"心即性"、"体用合一"等诸多哲学形态的具体论述,从而构成了他的"新心学"的主要内容和兼综、融会中西哲学的思想特征.
由以上看来,贺氏的哲学立场,大体可归于"新陆王"的范畴.相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故又被称之为"新心学".新心学虽然没有形成象"新唯识论"或"新理学"那样严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公开打击"回到陆王去"的旗帜,同新理学相抗衡,在学术风格与学术旨趣方面皆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因而能对前此的新儒学思潮作出评判和总结,并吸收他人的经验与教训,多少克眼了前人的理论缺陷.
其次,贺的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这一基本宗旨,因而其思想表现出了少有的包融性和开放性.比如,他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就与众不同.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只是负面的、消极的破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其最大的功绩在于涤除了儒家思想之僵化、腐朽的躯壳,而显露了孔孟之真面目、真精神.正如著名台湾学者韦政通所说:"贺麟对儒家思想所开展的构想,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站在弘扬儒家的立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家思想能超越敌对意识,了解其限制,发现其对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积极贡献."而对于西方哲学,他亦超越了论定高下优劣的偏狭的思维定势,而以开放的襟怀和平等的眼光,将中西文化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互有短长,要在互补.他说:"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论",也批判"全盘西化论",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谋求和致力于中西哲学、文化的融会与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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