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_黄祥豫【完结】(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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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孤单一人,悲伤过度,没能等到党中央为他们平反昭雪的一天,于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抢救无效,含冤病逝于洣江茶场医院里。董慧病故后,她在香港的弟弟曾发来电报,寄钱给茶场委托办理后事,茶场为她开了追悼会,火化后骨灰保存在场部。以后,董慧的弟弟曾来信要求为潘汉年、董慧夫妇办理合葬,但未获同意。

  由于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同志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20余首,成稿年份不详,内容大多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如延安),也有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据省公安厅同志说,他从秦城监狱到洣江来时,这箱书是他随身带来的。董慧曾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门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蔡元培写了后刻出来的。

  潘汉年、董慧夫妇骨灰移送八宝山公墓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中央组织部电告上海:潘汉年、董慧骨灰在长沙挂一节火车专厢,从长沙起程的日期定为1983年4月14日。这天正好是潘汉年逝世6周年。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会同湖南省委的同志,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子启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同志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及省委书记、省长孙国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办的代表、潘汉年同志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联主席康濯、副主席蒋燕,湖南大学校长朱凡等同志。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纪委(筹)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于伶等同志,以及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专程去长沙护送潘汉年、董慧同志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车站迎接潘汉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以及周扬、夏衍、李一氓、阳翰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白治民等,还有潘汉年夫妇在北京的部分亲属友好。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内举行了为潘汉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然后将骨灰盒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号,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7.4 乌云散尽现忠魂

  ——悼念潘汉年同志

  扬帆

  潘汉年当年蒙冤后,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作“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由于我是潘案的一个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为幸存者来说,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怀念,就更甚于一般同志。

  我和潘汉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的。潘案发生后,我也“升级”。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门向我宣布逮捕审查,押入监狱。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期,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上是度过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汉年于1955年4月被捕,预审期长达8年,以“内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我们最后的结局却不一样。潘汉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潘汉年在没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潘汉年含冤不白,客死异乡,死后连墓碑上还不能刻上真名。而我于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养病,结束监狱生活后,1980年4月撤销了原判决书,1983年3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和久别了25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汉年的彻底平反。人间沧桑,令人感叹。

  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汉年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不能具备的条件,为党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备,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和潘汉年相识在1943年,地点是淮南新四军军部黄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盐埠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我去军部“开会”。我匆匆赶到天长县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当场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时的问题。怕我逃逸,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其间,饶漱石亲自审问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责我是“奸细”。我寸步不让,坚决否认。我被说成是C.C.派(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是我曾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职,而这所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而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救国会”,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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