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局势转危为安。此后，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范围被迫大大缩小，连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会议都难以举行，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
为了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逐步稳定下来，中央决定重建特别工作委员会，于是陈云、潘汉年、康生被同期调往中央特科。陈云任特科总负责人，潘汉年是陈云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长，主要负责搜集情报工作。”
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下，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协助下，克服各种困难，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期间中央特科主要处理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协助周恩来处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的转移。
第二，惩处叛徒王世德。此人绰号“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泄露了特科工作机密，给党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难。后受到特科“红队”的惩处。
第三，配合营救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当时他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又交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牛兰被捕后，中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他们。1932年3月陈云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召集全总党团开会，研究营救牛兰夫妇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于5月7日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危害世界职工运动革命家——牛兰夫妇告全国工友书》;7月9日又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赤色工会领导全中国工人阶级来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牛兰之决议》。与此同时，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各国的著名学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他们释放牛兰夫妇。
当时的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四，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江苏宜兴人。1927年曾参与发动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参加党的工会工作，改名孟平。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报上刊登脱党启事，打入敌人内部。宗孟平在敌人内部曾成功地保护了中共被捕的同志。
第五，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协同党的上海地下组织付诸实施。当时，采取的主要反击行动是：
1.在《申报》刊登《伍豪启事》。《申报》在上海影响大，共产党和申报馆又有一定的关系。1932年2月16日《时报》刊出伪造启事后，中共党组织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上海的临时中央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词。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申报》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一个伍豪与前一个伍豪不是一个人;(2)使人得知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正如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传单。这一传单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52书库推荐浏览： 黄祥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