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留存下来的党员和党组织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党中央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上海。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地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支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又采取种种包办统制的办法控制爱国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且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预计到上海地下党重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高瞻远瞩地提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这三点，正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上海地下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切实纠正。潘汉年和刘晓从当时的上海实际环境出发，将这三方面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展开了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各项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等决定先成立党的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王尧山任书记)，将各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组织起来，作为筹建江苏省委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潘汉年当时以八路军和中共统战代表的公开身份就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公开的国共谈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限于地下斗争的环境，上海地下党和“八办”组织上都是独立系统，一般不公开联系，双方负责人商谈工作要经过充分准备，但在“八办”和“群委”的协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地建立和开展起来，使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当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都争取了公开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采取合法的工作方法。当时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是联系各群众团体，开展救亡运动的枢纽，也是党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的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会员人数最多、群众工作基础最雄厚的一个救亡团体，参加者不仅有店职员，还有经理、工商业者;领导层中还有各行业的知名人士，真正体现了上、中、下统一战线的结合。文协和职协这两个团体都参加了国民党当局主办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为团体会员，取得合法活动的地位。潘汉年负责同抗敌后援会和文协中的国民党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层人士加强联系。他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上层活动中尽量创造条件保证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工作顺利开展。文协、职协等救亡团体则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具体工作，发挥中层、基层统一战线的作用，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大胆放手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当时的群众活动，也打破了陷于小圈子、动不动就大搞示威游行的老办法，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故地服务团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公开合法的新闻出版阵地，组织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的《救亡日报》，是在中共领导下采用国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报，一开始就是中共宣传抗战的舆论中心。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针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群众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组织，使广大爱国群众逐步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必胜的意义和途径，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下紧密团结起来，如“八一三”战争期间，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不宣布绝交和宣战的政策，《救亡日报》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那些坚持反对绝交、宣战的人是少数汉奸的观点，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当局的投降妥协倾向。当社会上出现“英美即将调停，日军将不向南京进攻”的谣言时，《救亡日报》将“主和者就是汉奸”、“战则存，和则亡”、“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作为标题，并发表了潘汉年、胡愈之的评论文章，使人们认清抗战到底的阻力和困难，坚持斗争。上海失守前夕，当蒋介石谋求对日乞和时，《救亡日报?又及时组织文章揭露和反驳匡民党内主和派的阴谋。
在此期间，潘汉年在《救亡日报》等公开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观点鲜明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公开的中共代表的作用。这对党员和积极分子了解党的主张，提高对五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起了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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