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潘汉年答道：“不会太长吧。现在大家都很忙。”
[屋]又谈了几句话，潘汉年说还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战友、烈土的遗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经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说罢，匆匆握别。
一位护士走进病房，轻声问：
“咦，潘副市长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于伶说，“有电话找他吗?”
“他的药。”护士指指手上的药盘：“刚才他要了一瓶药水和安眠药片。怎么办呢?”
于伶看她为难，就安慰说：“不要紧的，你就放在我这里吧。一会儿吴强同志来，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长，我托他带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为两位知心战友之间的永诀。
4月5日，于伶从报上看到党代表会议公报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电话通知于伶立即去参加一个会。
这个会不同于往常，气氛紧张而神秘。他本以为是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会议的人用极其严肃的声调读了一份党内通知。
于伶一听到头几句，就如五雷轰顶，整个头脑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听不清通知的具体词句，只是反反复复记住三句话：
一、潘汉年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已于4月3日被捕，关押审查。
二、所有到会的人必须严格保密，相互之间不得议论、打听。
三、每人回去写揭发检举材料，越具体、越详细、越快越好，两天内交。
他如梦如痴，木然地回到医院病房，斜躺在单人沙发上;透过被泪水模糊了的眼镜片，看到对面白色墙壁上只有两个斗大的黑字：“内奸”。
二
潘汉年是内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个结论，他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大了解这位老战友的经历了。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就进入中华书局，担任《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是个负责跑印刷厂、捆书、寄书等杂务的“小伙计”。后来又编《洪水》、《幻洲》杂志，开始用“水番三郎”笔名，写嬉笑怒骂、尖锐抨击反动势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汉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担任文委书记。
——1930年，主持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1年，担任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曾经参与清除叛徒顾顺章等敌特、内奸隐患。
——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遵义会议后，奉命只身化装到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与陈云会合后先后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及长征初期情况。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各种外围组织，筹建电台。
——1936年西安事变后，奉党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谈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争取和平解决事变。
——1937年，随同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
——1937年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公开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他风尘仆仆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地下的革命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逼香港，他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组织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后来，他又几次潜返上海，负责情报工作，用各种身份作掩护，同敌伪上层分子周旋。
——解放战争后期，组织各界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通过海上通道往华北和东北解放区。
——1949年，他随军进入上海，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
这样一位为革命奔走半个世纪，为党为人民献出毕生心血，忠贞坚定、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会是内奸?
如果是内奸，在那么多他经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卖，就足以使党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损失，使敌人轻易就得到梦想多年而得不到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他多年追随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工作，要向敌人告密，易如反掌，顷刻间就能得到巨额奖金。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时，他为什么不将300多位抗日爱国的文化人拱手交给日寇，反而冒着危险，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将他们营救出来，安全地送到大后方?
如果是内奸，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里掌握地下党组织的许多重大机密和主要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人的住址，他为什么不去邀功请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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