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_黄祥豫【完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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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潘汉年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帮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时间,《鲁迅全集》就得以出版发行。当时,这套书籍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给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从此,潘汉年一直把这套《鲁迅全集》珍藏在身边,并伴随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后,才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四

  潘汉年倾注精力,积极组织推动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时,更加艰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1年4月,党中央调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特科二科科长,随后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潘汉年协同陈赓、李克农,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果断地清除了顾顺章叛变后遗留的隐患,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参与组织、护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员转移到苏区的工作;参与粉碎敌人伪造“伍豪事件”的阴谋;配合宋庆龄,联络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积极营救牛兰夫妇,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汕头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8月,中华苏维埃大学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校务委员。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谈判。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月底,他又和黄火青等到福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消除了工农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对峙状态;双方开展了经济贸易;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60余人,并默认进步团体的存在,从而为恢复中共地下党在福建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到江西寻乌地区和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就联合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谈判任务后,潘汉年加入了长征队伍。在征途中他被编入中央直属团,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这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决定派他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要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在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协助下,历经艰辛,经香港回到上海,与陈云于同年8月先后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五

  潘汉年到苏联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官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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