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计”们有几位坐过一回牢。孙传芳封了门市部，把他们带走，幸而当淞沪督办的是学者丁文江，有谁走他后门，放出来了。等到来了蒋介石，出了“四一二”事变，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为江南书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图书馆则依然存在，关了一阵门，又开张了，直到1929年给封门，捕人，没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的党，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依然和叶灵凤一起，办了一个文艺刊物《现代小说》，写他的小说，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所谓“听车楼”上，一方面却成了地下工作者。鲁迅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互济会由王弼出面请先生吃饭，小潘也在场。这一次鲁迅与他谈得很亲切。1929年酝酿成立“左联”，就是他和冯雪峰、冯乃超去请先生出来挂帅的。1930年“左联”成立，有先生的讲话，也有潘汉年代表党的讲话。前者有冯雪峰的记录，可惜后者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仍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2.2 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吴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汉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当时，他在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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