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筹备会开过不久，我由于受到王明的诬陷打击，被撤了职，离开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没有能够参加“左联”成立大会。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就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十分反感，曾不断有过斗争。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书，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罗织罪名，把我撤职。并布置在文委系统内对我进行批判。汉年同志对于王明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并不赞同，更反对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会”上，他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我被撤职离开文委后，在地下支部“锻炼”期间，尽管经常要在晚间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但我总是关心着汉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汉年同志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潘汉年同志等战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也经常撰写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联”的刊物和书店发表、出版，作为对革命文化运动，对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种支持和拥护。以后，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和汉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32年，我被党营救出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汉年同志也从上海调来苏区中央局工作，我们又见了面，久别重逢，十分亲切，不禁回忆起在文委期间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形。同年11月间，国民党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人来苏区和我党联络共同反蒋抗日。潘汉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军来人接洽，随后又作为我党的代表到福州进行谈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阻碍，红军未能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配合十九路军，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败了。我们红军的情况，也就更为危险了。
1934年10月，我们一起随中央红军长征，潘汉年同志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我任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在工作上来往就不很多了。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从这时起到解放战争，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全国解放初，我们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时，他是上海市副市长，我是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当时，我党刚进入大城市，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坐下来闲谈叙旧的时间。我总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去登门找他，往往又顾不得多谈，潘汉年同志每次都是积极帮助设法解决。我们虽然分别多年，但仍保持着以往的友好关系。
我和潘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1955年。这时我在北京工作，他从上海来，在中南海遇到了，没有来得及多谈。没想到不久就传来了潘汉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说法，使我大吃一惊。我讲不出更多的根据，但总感觉这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想象，难以理解。大约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吧。确实的，多少年来，我心目中的潘汉年，还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战斗时的那个生气勃勃的“小开”，总是蒙不上一丝一毫“内奸”的影子。不论经过了多少岁月的磨洗，不论在何种场合，每当回忆到30年代的斗争，回忆到文委、“左联”，我总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汉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庄严的工作。
而现在，20多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我心中激动不已，不可想象的，终于可以想象了，难以理解的，终于能够理解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给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会被几句诬陷不实之词所掩盖和湮没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2.3 “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原题为《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本书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冯雪峰
我与潘汉年初次相识，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鲁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也记有潘汉年同别人一起去见鲁迅的事，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潘汉年显然不可能是代表党去谈问题的。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酝酿是从1929年10月后就开始的。潘汉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这时候，据我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像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谈。
52书库推荐浏览： 黄祥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