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88页。
《A11》仅出至第5期便夭折了。十余天后，潘汉年又主编出版了内容比《A11》更丰富充实的32开《幻洲》周刊。不幸的是该刊也只发行了两期即被查禁。紧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宣传共产，发行过激刊物，肆意毁谤政府”的罪名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没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并抓走了叶灵凤、柯仲平等4人。潘汉年、周全平因不在场而幸免。事情发生后，潘汉年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首先想到同在三德里的中国济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救济革命被难者为主要职责的革命群众团体。潘汉年向济难会负责人、中共党员阮仲一、王弼说明原委，他们答应聘请律师为叶灵凤等出庭辩护，又陪同潘汉年他们带了衣物食品去警备司令部探听消息，安慰被捕人员。在友人的指点下，潘汉年上门拜访商务印务馆老板高梦旦，恳请他出面向淞沪督办疏通。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圆满解决。创造社出版部复业，叶灵凤等人获释归来，只是《洪水》未能复刊。
在参与编辑《洪水》半月刊的同时，潘汉年面临着人生旅途的重要转折点，他作出了神圣而庄重的选择。1925年秋，潘汉年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他已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文化战士。
二、《十字街头》的文坛骁将
短短数月中，创造社一系列刊物《A11》、《幻洲》、《洪水》遭禁，这非但没有使潘汉年心灰意冷，相反激起他向封建军阀政府奋起抗击的勇气和信心。在冷静总结前一阶段办刊经验的基础上，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问世了。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为一无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分上下两部，叶灵凤主编上部《象牙之塔》，专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下部《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载杂文、述评、随笔。上下两部风格迥异，给人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但也可能是潘汉年为避免重蹈《幻洲》周刊覆辙而巧妙运用的一种策略。
潘汉年坚守的一条办刊原则是：“不计毁誉，凭着要出版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干下去。”“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要说的话。”①他认为每个刊物必须有独立个性，“只凭读者的喜欢与否来绳准内容，就要商业化了。”因此，在主编《十字街头》时，他提倡一种“街头哲学”，即采用街头搜集来的材料，通过自己的道德准则—一作出评判。潘汉年把自己标榜为“新流氓主义”，并解释道：“新流氓”应有的精神是“好管闲事”。“只要是社会上的一切变化，与我们都有影响，我们都应当问信。”②从这里，我们能够领略到潘汉年身上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97页。
《幻洲》半月刊从创刊至1927年2月，每期《十字街头》总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潘汉年用不同化名写就的，共发表近40篇杂文小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就连远在厦门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幻洲》是当时最风行的刊物。本着“好管闲事”的精神，潘汉年写下了《山东大学行跪拜礼》、《又是投壶》、《仍恐有伤风化》、《电话局长的礼教》、《极刑问题》等文。在《爱国的先生们到哪里去了》一文中，潘汉年谴责那些口口声声高喊外抗强权、爱国保家的国家主义者，面对租界当局在租华交界处设置电网、不准华人通行所表现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讽与断言：“拥护国旗红黄蓝白黑，正是保家又爱国!青天白日满地红，亡国又灭种!①这些文章大都切中时弊，锋芒直指军阀政府、国家主义派、维护封建文化的复古派。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转眼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取得了节节胜利，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扩展到长江流域。潘汉年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伐前线南昌的信函。原来，是创造社前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书长李一氓邀请潘汉年前去南昌政治部主编《革命军日报》。征得党组织同意后，是年2月，潘汉年走出“十字街头”(《幻洲》因之而停刊)，赶赴南昌，换上戎装，英气勃勃地投入工作。为适应军队宣传鼓动的需要，潘汉年努力将报纸办得严肃而不失生气，以通俗朴实的文字鼓励军营官兵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4月中旬，潘汉年奉命回到上海。在三德里，分别两个月的“小伙计”们沉浸于重逢的喜悦中。岂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勾结上海帮会流氓，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策动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无数工人、学生和市民惨死在枪弹下，宝山路三德里一带血流成河。潘汉年亲眼目睹大屠杀的惨状，悲愤交集。鉴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大规模“清党”，潘汉年遵照上级党的指示，辗转于武汉、九江等地，于7月底重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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