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文+)的笔名。这个小(+人+)动作很妙，因为启(+书+)事登出后，国民党(+屋+)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年2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
3.2 忆潘汉年二三事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
徐雪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同志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关照我在工作上应注意哪些问题。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脚跟，组织上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我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同志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盯胎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同志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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