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1日于上海
5.6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代表
谢黎萍
在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中，统一战线工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中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思想，争取各界上层人士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且配合与协助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两办事处有关统战、情报、组织整理、救亡宣传、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中，潘汉年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他们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且向纵深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通过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阵地。
宋庆龄自1931年8月奔母丧从德国柏林回国，宣布“留沪休息”后，就一直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宋庆龄保持长期的联系。他这次从陕北出来时，身上带有毛泽东9月18日所写的致宋庆龄信。信中毛泽东除了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宋庆龄“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前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①潘汉年一到上海，就与宋庆龄取得联系，并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信件。为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保持经常化，潘汉年与宋庆龄约定由地下党员、特科工作人员李云(即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之后，无论是在鲁迅病重期间讨论为鲁迅治病之事，还是开展“救国无罪”斗争;无论是购置电台，还是为中共中央筹借款项;无论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还是西安事变中向南京方面力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论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潘汉年都及时与宋庆龄交换意见，并且取得了宋庆龄对我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仅以宋庆龄对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文协”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国共合作形式诞生的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宋庆龄不仅出任“文协”理事，而且还积极参加“文协”的募捐及宣传工作。在“文协”机关刊物《救亡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她写的文章。正是由于得到像宋庆龄这样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协”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并且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也是上海众多救亡团体中吸纳会员最多的一个。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对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途经香港时，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与他们交换了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邹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另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四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四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①这样，使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的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伺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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