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争取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关照手下门徒遵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法令。
潘汉年在镇反运动中不仅仅有依靠、争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时还有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一面。潘汉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对于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例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被处以极刑;那些残害爱国人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被坚决镇压。镇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使上海治安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普遍地掀起了劳动生产热潮。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别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镇反运动已经历了40余年岁月，时间和历史进一步证实上海当时这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镇反运动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汉年对于上海镇反功不可没。
6.6 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
黄金平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电召在香港的潘汉年返回北平。刚刚完成护送大批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去东北、华北解放区任务的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便匆匆离开香港，风尘仆仆来到北平。他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参与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体安排，指出：中共中央已决定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等工作。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着重谈了接管上海中的政法方面的问题，要潘汉年注意防止上海青洪帮出来捣乱等。
肩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潘汉年在解放了的上海开展了艰巨的社会改造工作。
肃特反盗，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大小特务组织有84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的骨干分子1600余人。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都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应变”措施，大批特务潜伏隐藏下来。此外，在国民党溃退前，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等地潜逃来沪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等地派遣特务进入刚刚解放的上海，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和暗杀等活动。总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上海面临的这种情况，决定采取先打击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陈毅市长向政法保卫机关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潘汉年根据市委、市府以及陈毅市长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集公安保卫机关负责人会议，组织落实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多项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并且会同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负责人共同制定了公安政法方面的政策性措施。潘汉年认为，肃清上海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持社会治安，保持上海的稳定，不仅要靠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威慑力量，还要依靠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策威力。
潘汉年是一个有着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领导。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时，充分掌握敌情和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成为执政党，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拟定的镇反工作方案，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机关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1949年6月中旬开始，集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电台。如国民党保密局核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电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织，以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织等。6月29日凌晨，潘汉年指挥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又集中搜捕了特务匪徒317名，“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以及假冒“中共地下军第7支队”等特务组织首犯当场落网。潘汉年很重视“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要把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运用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还曾直接掌握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敌情。利用这些“逆用台”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像台湾敌特机关派遣刘德全来上海搞暗杀陈毅等军政首长活动的重要情报。利用这些“逆甩台”，对上海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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