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将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打下基础,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因此,虽然华国锋在11月13日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当天起转入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说明,但大家的发言都纷纷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第三部分 忍辱负重谋大局第19节 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一种在中央会议上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精神。经过陈云及一批老干部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中央领导核心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会议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和支持。与会者大受鼓舞了,气氛更加热烈。虽然华国锋仍要求大家从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但是,会议进程已经脱离了他的主观愿望,转入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
恢复实事求是路线等更彻底的拨乱反正问题上了。
如果说讨论政治路线问题是偏离了会议预定的方向,那么还可以说,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的讨论也与预定的调子差之千里,特别是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搞经济工作,陈云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态度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陈云也一直关注着经济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这次谈的是经济问题。
虽然要谈的是经济问题,但陈云发言首先指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谈这个问题,是针对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虽然会议原定议题没有涉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但不及时总结纠正“左”的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经济工作走不出徘徊,还可能重蹈过去一再折腾的覆辙。
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实际工作中却并非如此。“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还在桎锢着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思想,从教条和主观愿望出发,只看到有利条件,对国情国力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1977年,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劲夫反映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充分认识够,需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1978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 48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导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因有的干部很不好说话,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实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上。因此,陈云强调搞清“实事”是关键,就是要求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项原则。
50年代陈云就曾说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但是,此后的经济工作却一再无视“实事”而一味“大干快上”、“积极平衡”。“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认为粮食不但过了关,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风”,也是因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存在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并将这种错误估计贯穿于政治、经济工作的全局。
而“文化大革命”后搞“洋跃进”,同样没有将“实事”搞清楚。
弄清事实的方法是什么?陈云在发言中指出,要“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
这么多年过去,陈云再次提出弄清“实事”是实事求是关键,方法是“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当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过去经验教训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升华。在经历了“左”的错误几十年的干扰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而经济工作又面临开创新的局面的紧要关头,陈云再次强调这一原则和方法,对总结和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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