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说，中心的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2000年搞8000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万吨钢，并不一定比2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紧罗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陈云决心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此的重视。
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那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处于“骑虎难下”状况。
宝钢建设，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远设备，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定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1978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宝钢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进口设备要占用大量外汇，还需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资金，大体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资金来配套，根据当时的财力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
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纭，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况对了一些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的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1901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40多年，建国后搞了30多年，前后70年，才搞到600万吨;宝钢规模相当，用7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在一段时间里，建设周期问题是陈云考虑的主要问题。
5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1981年底建成一高炉系统、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月31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6月6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到北京。从全盘考虑，他最终考虑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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