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
“所著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
凡二千馀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凡九百馀首。”朱竹垞纪晓岚二
君说《缶鸣集》似亦有待考处。涵芬楼本《大全集》卷首存《缶鸣集》原序
三篇,其谢徽的一篇署年月为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序中有云:
“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又金氏文瑞楼刻
本所录原序,其第三篇为《姑苏杂咏自序》,署年月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案
即辛亥年也。照这年代看去,《姑苏杂咏》当然未曾编入《缶鸣集》内,因
为《杂咏》之成在《缶鸣集》选定后一年,自当别行,洪武三十一年之革行
本即其一证,至徐用理乃复杂糅增益编为一集耳。《杂咏》周傅跋有云:
“锡山蔡伯庸氏得其全集,谋锲诸梓,虑其传写之讹,属傅编次而校正
之,复需言识于简末。”此云全集即指《杂咏》全本,似以前只有传抄,此
为初次上木也。书分上下两卷,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川,泉石,园
亭,寺宇,桥梁,杂赋等十类,共一百十题,诗百三十一首,自序云一百二
十三,跋又云一百三十六,不知何以计数各异。编全集固自有则例,唯鄙见
则以为分体不如编年,原来各种小集亦以罗列为宜,胜于拆散分排,特别如
《姑苏杂咏》有其个性者,尤不宜鲁莽割裂,如成串的星月菩提子,单个非
不可赏玩,但无甚兴味耳。不佞最爱其《临顿里》十首,原本有小序云:
在城东,旧为吴中胜地,陆鲁望所居也。皮陆有诗十首咏之,余悉
次其韵,盖仿佛昔贤之高致云。
此诗今收在《大全集》卷十三,却无小序,亦是缺恨。《杂咏》每篇有序,
金檀注《青丘诗集》,始重复一一列入题下,称之曰原注,其实在《大全集》
中乃原无有也。景泰刻本虽曰名贵,但在读者,还不如看金氏文瑞楼本,古
本或粗而今本或精,往往有之。但如或得《缶鸣集》等各原本,加以复印,
则亦是佳事,因此可见本来面目,虽未必更佳,亦总是有异,此即值得传播
耳。金檀注本例言之二云:
“《姑苏杂咏》间有旧刻单行,中多脱谬,国朝康熙己卯周氏本锓版亦
潦草。”此言原非妄,唯《杂咏》虽有误,总比《大全集》为胜,如《杂咏》
《走狗塘》一题在目录上乃误刻作《是狗塘》,可为一例,唯卷下《锦帆泾》
一首,末二句下作穷奢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大全集》则父刻作
交字,渔乃是墨丁。《杂咏》全本皆刻作软体字,殊不潦草,只可惜无青丘
自序,或者此当在康熙周氏本中,抑已破损佚去,皆不可知也。(二十六年
二月二十五日记于北平)
〔附记〕凡编集,文可分体,诗不可以分体,最好是依年代合刻各原编
小集,而别附一分体目录,略如索引,庶几得中。盖依体分编,不但破坏内
容的统一,如《姑苏杂咏》是,且亦破坏作风的统一,例如袁中郎的《解脱
集》,完全是代表公安派的最高潮,不特在各篇诗歌之间,即诗与文其间亦
有息息相通处,合而读之,便极易了解,真是事半而功倍,如此则文诗且并
不宜分编,须一切仍其旧也。
各集有原序,亦多有用处,编合集时大抵弃去,甚为可惜,后世作序跋
固多泛滥,但单只考查其编印的本末年代,已大有用矣。《大全集》录存序
文三数篇,尚有可取,但如周傅跋便无有,即不能知《杂咏》在洪武中曾有
刻本了。(六月十九日记)
〔再记〕张君索稿,愧无以应,只得以旧作塞责,计前后距离已有三十
月,此种陈言,岂复值得一读,思之唯有惶悚。(廿八年九月六日)
□1939年
10月刊《中国文艺》1卷
2期,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洞灵小志
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
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小志》刻于甲戍,《续志》则在丙子,去今才
三四年,而板刻颇精致,比用铅字洋纸印者更惬心目。近年木刻书不多,但
如天津金氏之《屏庐丛刻》及《天津文钞》等,刻印均颇佳,与水竹村人各
集相似,或是同一系统,若《天津诗人小集》,又嫌稍细弱矣。
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
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
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
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
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
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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