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好些话终于是不得要领。这也没法，也不要紧，我在上边已经说过，
这是不会得要领的。而且我本来不是来批评《桃园》和废名君，不过因为曾
经对废名君说给他在《桃园》后面写一篇小文，现在写这一篇送给他以了旧
欠罢了。
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平市，岂明。
□1928年作，1929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燕知草跋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
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于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桐城
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
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
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
写跋。
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
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
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恐怕连这个也弄不好。平
伯的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读过的，大部分还是原稿，只有三两篇是从
印本上看来，可是现在回想整个的印象，实在有点儿迷糊了。我觉得里边的
文字都是写杭州的，这个证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错。可惜我与杭州没
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
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
么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
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
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但是，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
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
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
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燕知草》对于我理应有此一种给予，然而平伯所写
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来也仍充满着温暖的色彩与空
气。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字意味的一种，这
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
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
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
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
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
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
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
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
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
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
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
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
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
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
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
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
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
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
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
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从《燕知
草》说到明朝，又从明朝说到革命，这个野马跑得太远了，实在我只想说明，
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
文亦是如此。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
(刻本改名《琅嬛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
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平市。
□1928年作，1929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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